在藏汉民族关系史中,通婚一直是主要内容之一,从唐代文成公主入嫁吐蕃到今天藏区的大规模藏汉通婚,这种民族融合的方式就从未中断过。四川藏区历来是藏汉两个民族的重要活动区域,在这里两个民族的通婚非常普遍,藏汉民族共同为这里的发展做了自己的贡献。自清末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以来,汉人大量涌入此地,民族差异逐渐缩小,其中,许多与当地藏族通婚。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康定为例,结合民族社会学的内容,通过分析当时的藏汉通婚情况,说明通婚在民族融合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藏汉民族在长期社会活动中取长补短,相互同化与融合。族际通婚是民族融合交流过程中最直接、最彻底的一种形式,也是民族关系融洽和谐的直接反映和表现。早在唐代,文成、金城二公主先后与吐蕃赞普联姻,开藏、汉民族间通婚之先河。嗣后,藏、汉民族频繁接触交往,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文化交融使族际间通婚的约束力不断减弱,特别是藏、汉民族间长期和睦相处的民族关系和基本相同的宗教信仰为族际间通婚创造了条件。多年来,我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受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比较注重对某一少数民族的单体研究,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又特别选择该民族“高纯度”的居住区,忽视多民族混居区,研究领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尝试从历史学的角度,将传统的实地调查与社会统计分析技术结合起来,对四川藏区藏、汉民族通婚的现象进行论证与分析,将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方法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希望为当代我国的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一个个案,并期望通过对跨地域不同社区的民族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有所帮助。本文对四川藏区近代史上的藏汉民族通婚研究,是因为该现象对民族问题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当今西藏的民族关系能够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民族的团结、文化的保护与经济的开发,有利于藏区的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