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王弼人性论中的儒道合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王弼人性论的专门论述。其次是具体针对王弼“圣人有情”的观点，来看待王弼人性论中的儒道合流特征。最后是讲王弼人性论，尤其是“圣人有情”论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算是对王弼人性论的儒道合流给予一个历史的具体注释。 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说王弼人性论吸收了道家的动静观念来改造汉儒通认的人性论。王弼以前的人性论都在“性”和“情”的善恶阴阳问题上苦做挣扎，但王弼改变了性情对立的情况，以性统情。具体说来，就是以道家的自然人性观为基础，认为“性”本朴实，混沌而无善恶：同时在情的问题上主张情分善恶。情的“善恶双遣”是性的朴实被破坏的结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性即是情，情即是性。也就是说，王弼用一种体用合一的方法论将性和情统一起来，其中有道家的“动”、“静”、“无”等概念，也有儒家的“阴”、“阳”、“善”、“恶”等概念，比较成功地在人性论上达到了儒道的融合。 第二部分是对“圣人有情”的具体论述。首先从哲学基础来说，圣人有情论的本体论基础是王弼的“贵无”，这本身有很浓烈的道家色彩，而对圣人问题的关注从来都是儒家的特色。故而体现出儒道合流。其次从人生哲学来说，“圣人有情”一方面体现出儒家的中庸思想，一方面又体现出道家(主要是《庄子》)的逍遥思想，故而在这个层面同样体现出儒道合流。 第三部分是王弼人性论，特别是“圣人有情”思想，在历史上的具体影响。一方面王弼的体用如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显著表现，同时，就当时来讲，王弼的圣人有情虽然帮助人们对自我感情进行认同和发掘，但是他的理论为纵情乃至纵欲提供了理论支持，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淡化和软化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