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其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影子银行和金融脱媒的兴起,使得数量型货币政策很难发挥其调控作用。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我国货币当局正有序推进货币政策“由量转价”的经济调控模式。而货币政策转型的关键在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顺畅,货币政策是否可以进行有效调控。所以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价格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本文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体研究对象,首先从理论分析角度研究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有效性的衡量标准。其次在实证部分选取了2006年10月至2018年11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集合,运用了带有时变参数的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具体从利率渠道和汇率渠道两方面对我国价格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分析。最终发现:(1)在2014年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前,利率型货币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价格之谜”现象,之后“价格之谜”消失。(2)相比价格水平,利率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水平的调控效果更好。总体来说,利率型货币政策可以对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进出口、贷款、上交所股票市价总值、上证综合指数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这些主要经济变量起到积极的调控作用。(3)汇率制度的不完全市场化限制了我国汇率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从实证结果来看,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非常的不显著,可以认为汇率对价格水平的调控是无效的。(4)“811汇改”之后,汇率对产出水平的调控效果有所加强,但同时伴随着严重的滞后性。总体来讲,汇率型货币政策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额、上交所股票市价总值、上证综合指数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这些变量的调控效果最为显著;(5)总的来看,基于利率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汇率型货币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以发现,利率和汇率对产出水平的调控效果伴有一定的时滞性,而且汇率政策工具的时滞性明显大于利率政策工具。最后,结合实证结果,本文对我国货币当局制定价格型货币政策以及如何有效增强其政策有效性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