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衣冠制度的确立是国家建立之初的标志性事件,象征着新的政治集团取代旧的政权组织,易服色,改正朔,成为了昭示天下的仪式性政治行为。不同于传统社会中服色的五行之说与章服中繁复的纹样与织绣,现代社会的服饰,更多发挥的是职业类型的区分、资本实力的展现、社交礼仪的表达等作用。但是对于鞍马时代的民国社会来说,服饰的政治规训色彩与政治社会化功能则较为突出。首先,革命产生的新政体需要从剪辫易服中获取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既是对于古老权术的借用,也是有识之士的普遍诉求。从清末易服运动开始,剪辫易服就已然成为了射出去的箭矢,失去了回转的可能性。再者,对于当局来说,将臣民变为国民的同时,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这本就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历程,更何况,民国社会还面临着国内割据势力的纷争与国外列强的多方压迫。因此,在整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当权者不得不频繁调动与运用各种政治符号。其中,服饰作为统治者合法性与政治理念的象征,贯穿了整个民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充分发挥了其政治社会化的功用。其中,象征新时代的西服与中山装,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同是民国男子的服饰,学者们却对长袍马褂的政治寓意关注较少。在笔者看来,长袍马褂得以在民国留存,既是对革命的断裂性与继承性问题的理性回答,又是传统政治符号借用与新符号建立之间张力的显现,同时还是政府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手段之一。因此,对于袍褂的讨论,将为民国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中,笔者将长袍马褂简单界定为民国时期的政治象征物,采用昆西·赖特在政治象征研究中提出的四类关系的分析路径,全面探究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意涵、同时期多种象征物的价值竞争、以及其与操纵者和受其影响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在国家权力的分析框架下,首先探究民国服制以及长袍马褂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同时,以民族主义的演变为基础,讨论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对于袍褂符号的应用,从纵向历史角度了解袍褂政治价值的演变过程。然后,从其受众人群和发展路径出发,展现民国社会长袍马褂的生存与传播状况。再者,横向对比同时期其他服饰的政治隐喻,以当时并行不悖的西装、中山装与复古服饰为例,在比较分析的语境下,全面探究长袍马褂生存和发展的特殊空间,从而理解其在民国时期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最后,全面概括袍褂的多重政治意涵,进一步分析政治意涵之间的张力,了解袍褂的内在矛盾性与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通过对长袍马褂政治意涵的综合探究,我们发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基于民族主义理论的嬗变以及国货运动的开展,袍褂从被革命的“满洲服”成为了族群相亲的男子“礼服”,最终演变为负载中华传统文明的政治象征物和挽救国货的爱国衣冠。再者,俭朴沉静的便服定位、民主与平等价值理念的附着,使得长袍马褂成为了国家政治社会化的工具之一。与此同时,在民国社会层面,长袍马褂以其从容、儒雅的大家风范,尊贵长者的身份色彩以及大道至简的生活智慧,成为了最为契合中国人传统性格的服饰。同时,袍褂独特的意识形态统筹作用,使其在政治文化领域搭建了多元价值的良性互动空间,而袍褂也在这一空间中,不仅发挥着巩固国家认同与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还在其后纷繁的战乱年代,得以独善其身,历久弥新。文中关于袍褂多重政治象征意涵产生原因的梳理,则以国家权力的导向与建构为主,辅之以民间社会的主动性发挥与个体的自我创造,充分体现了民国时期,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多种政治互动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