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基层深受形式主义和过量工作之困扰,基层干部不堪重负。为此中央决心为基层减负,并将2019年确立为“基层减负年”。但对珠三角Z镇的田野调查发现:“基层减负年”以来,形式主义依旧严重,过量工作明减暗增,减负成效不佳。对此现象,学界尚未有过正面、系统的探讨,媒体主流观点将此归咎于政绩观、责任观、党性修养、作风观念等主观因素,即倾向于“作风观念论”。本文认为该观点有一定解释力,但不足以完整回答该困惑。对此,本文从体制层面进行剖析,提出一个“加码式减负”的解释性框架,分析的结论是:“基层减负年”只减工作手段不减过度职责、只减形式工作不减过度任务的减负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阻碍基层减负的根源其实在体制上。具体而言,政府的工作职责之所以不断增加,基层的压力日益增大,有三个层面的原因。首先,由外而内,全世界行政国家都在不断扩张,并且我国使命型政党的前瞻开辟和无限责任政府的兜底式关怀、以及全能型政府职能转移不顺进一步加剧政府职能扩张趋势;其次,自上而下,压力型体制的加码惯性层层传导压力和加码,并且技术治理的失准成本和碎片化行政的多头治理进一步加剧加码幅度;最后,自下而上,在避责和竞争逻辑驱动下,基层也主动增负,并且合规成本的日益提高进一步加剧增负成本。唯有从体制上消除阻碍减负的因素,即加强党建引领,克服部门壁垒;推行“吹哨报到”,加强基层联动;落实权责清单,推进资源下沉;加快职能转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才能真正为基层减负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