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未臻成熟,其理性判断、行为控制与自我保护能力较之成年人都明显不足,极易受外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走上犯罪道路。虽然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法治文明进步,我国对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明显加强,全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未成年人犯罪总量仍处高位,以浙江省数据为例,2017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5395件,涉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总数高达7708人。1同时,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也决定了其容易成为各种违法行为侵害的对象,其中包括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遭受非法讯问。未成年人比成年人更加脆弱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现代刑事司法系统也已经认识到,基于年龄这一因素,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将其与成年人区别对待。简而言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证人在诉讼中会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攻击和伤害。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因年龄而存在的心理及生理方面的脆弱,使涉案未成年人更可能提供一些不可靠的、误导警方的信息,甚至作出自证其罪的供述,2进而直接影响到其自身的人身权益。为了保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具备自愿性,英国率先提出讯问未成年人时应当有一名成年人在场的要求,该规定很快被世界各国借鉴。在实践探索中,基于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不宜在场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的出现,代替法定代理人的角色——合适成年人应运而生,各国也纷纷开始有了不同的规定。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完善青少年司法制度,我国早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便引入了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很多地区纷纷开始对该制度进行探索。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探索,我国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已经得到了长足的进展,部分地区还出台了自己的指导性规范。但是缺乏立法、地区间差异大、制度发展异化等问题仍然存在。故本文拟就从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进行探讨。第一部分,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法理基础与价值。从适用对象、核心内涵、基本保障以及根本目的四个方面来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是指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涉案未成年人有权在一名适格的合适成年人的陪同下接受侦查人员讯问、询问的制度,其法理基础有公正审判、国家亲权和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同时,该制度具有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现对实体公正的追求以及保障惩罚犯罪的准确性等价值;第二部分,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制度构成与实践问题。学生拟从适用范围、合适成年人的来源与资历、合适成年人的职权以及支持保障等方面简述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制度框架。再详细论述在各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制度适用范围的问题,在适用对象和适用阶段上均存在因立法原则化而导致的各地差异化情形。其次,合适成年人的履职效果不佳,在实践中,被立法置于最优地位的法定代理人没有发挥保护作用,而且还存在合适成年人的权责不明,定位出错,以及不具备同一性的问题。然后,合适成年人的选任问题,实践中,合适成年人队伍建设主体不具独立性,同时,合适成年人在具体案件中的选任也是如此。最后,配套制度不完善。目前很多相应的配套制度并不完善,比如资金保障不足,配套设施不够完备,合适成年人的培训制度并未建立,而且合适成年人缺席的讯问所获证据未被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范围;第三部分,对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构建。针对我国各地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学生将在这个部分一一提出自己对于制度构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