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对新疆精河县阿合奇国营农场自建立至今五十年时间里农场职工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历时性研究,对国家、社会与个体互动中农民这一群体的变化进行了探讨。文章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社区研究方法,以国营农场的职工为研对象,选取农场一个生产队作为长期田野调查的点进行考察,对28位农民的个人生活史进行深度访谈,展示社会变迁中农民个体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在国营农场这一以改造农民、示范集体农村为目的而建立的农业企业中,来自全国各个省份农村地区的农民,带着原有乡村的社会记忆,从农场建立至今伴随其体制改革呈现出三个阶段式的变化,分别是建场初期的工人化农民阶段,承包到户后的农民化工人阶段,小城镇建设中的市民化农民阶段。建场前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处在社会变迁、政权更替、各类运动频发的时期,交织着战争、政治运动、社会动荡而形成的复杂的社会环境,而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此时进场的职工仍是处在以“己”为中心的亲属关系网络中的个体。在农场成立至包产到户以前的阶段中,国家权力全面渗透到个人生活中,在移民占主体的国营农场中,国家从土地所有制、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型塑传统小农,而农民出于各种原因脱离原有乡村社会环境后主动适应了国家的改造,成为农业产业工人,即工人化的农民。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的社会记忆、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生活单元的现实环境、对更好经济效益的理性追求,以及仍然以农业为生的生存方式,都让农场职工开始回归农民,但农场模式的社会文化又让他们不完全等同于地方农民,从而形成农民化的工人。2002年农场开始小城镇建设,职工的生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来自无处不在的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思维观念的渗透、电视文化的普及以及国家政策的导向,农场职工处在一个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开始迈向市民化进程。纵观这五十年历程中农场职工从传统小农随社会变迁发生的变化,国家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造了农民,而农民也并非被动接受,他们在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的共同作用下主动适应了国家改造和社会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看到传统小农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国家意愿中理想农民的特征,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影响,公民的色彩也愈见浓厚,而此阶段的农民正是三方力量共同塑造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