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历史意识问题。“艺术史”主要涵盖“艺术”和“历史”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对单个艺术作品的鉴赏和研究;对一连串作品汇聚成的艺术史线索的把握和梳理。统筹二者的是作者的历史意识,即对艺术史的起源、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方向性的认识与信念,它包含于传统的绵延之流中。艺术史的研究过程就是作者穿越时空与传统进行的一场对话, 涉及到如何对待和处理传统的问题。本文力图通过分析西方艺术史写作中历史意识的嬗变,尤其是比较20 世纪西方艺术史写作的新发展与新观念和传统艺术史写作的差异,而希望为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建设作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全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章主要从艺术史写作的特点、作品解读方式以及所得到的评价三个方面对瓦萨里、黑格尔、贡布里希和布列逊四位艺术史家的历史意识进行了纵向地梳理。四人不仅仅是时间先后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具有内在的继承或否定的逻辑关系。前三者属于传统艺术史范畴,布列逊则是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的“新艺术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贡布里希看来,瓦萨里所持的有机发展观是一种古典的、工具式的进步观念,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则是以逻辑规范历史,亦即历史现象体现了精神演化的进程,他主张用“情境逻辑”取而代之。而在后现代主义者布列逊眼中,无论贡布里希与瓦萨里的理论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差别有多大,在信奉绘画渐进发展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把艺术史的发展描述为“前人播种,后人收获”的乐观过程。布列逊略带嘲讽地把类似的研究称为“经典的渊源分析”。他的后现代历史意识主张打破艺术史的线性思维模式及其与艺术批评之间的界限,关注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分析批评,寻找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强调作品的“转义”。与以往艺术史学者所习惯的把特定的艺术作品置于某个历史发展的位置上进行定位分析的思维方式不同,布列逊转换了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即分析艺术家本人把自己放在历史的何种位置上,以及同以往的杰作建立何种联系。第二章通过对传统艺术史进步观产生的背景和新艺术史产生的后现代语境的分析,以及与文学界历史意识类似的变化进行横向联系地比较,进一步揭示出二者历史意识的差别:传统艺术史强调逻辑与历史性,即历时性;新艺术史更注重文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