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和强国之基。制造业不仅创造生产物资财富和新的知识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进步和发展提供设备和装备,更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动力。技术创新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根本动力。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公司治理水平差异性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从宏微观两个方面来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文章首先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和梳理,结果发现现有的文献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以及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宏观产业政策到微观创新主体-企业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这其中还存在着中介因素,例如产品、市场、技术结构与复杂度,公司治理水平差异等,在政府相同类型的政策向微观主体的传导的过程中产生作用,从而导致政策效果的差异性。同样,公司治理本身是多个维度作用的综合体,公司治理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对某一维度的研究无法对公司治理与创新的关系进行总体上的把握,现有的研究缺乏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因而无法确定影响创新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进而也会影响到产业政策对微观主体的作用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分析产业政策、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首先根据制造业高风险、高投入、外部性、周期性和整体协调性的特点,从研发的“溢出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两方面阐明了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挤出效应理论以及潮涌机制效应,阐述了产业政策抑制技术创新的理论机理。然后,以“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产权理论、企业家理论为基础,阐述了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证明了技术复杂度与公司治理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的交互作用;最后,论述了公司治理水平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机理。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对中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和产业政策变迁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产业政策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不同作用,对中国制造业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整体的把握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无论是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是盈利能力、区域协调和核心技术竞争力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实践的比较研究,归纳了这些国际经验对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适用性。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首先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期间制造业产业政策变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继而分别构造泊松回归模型,从政府补贴和金融支持两个方面来检验在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机制,并进一步的将政府补贴细分为政府科研补贴和税收优惠两部分。实证结果显示,产业政策激励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十分显著,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对于规模以上的大企业作用显著,对中小型企业作用并不显著。产业政策对专利申请的激励作用是稳健的,但是产业政策对专利授权的激励作用是不稳健的,激励性产业政策更多的鼓励了企业的专利申请行为。政府补贴和金融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不同控股类别的企业中促进作用均十分明显。税收优惠能够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相对于国有控股的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中税收优惠的作用更明显。接下来为了全面并且准确的描述公司治理水平,本文首先根据已有文献的做法,构造了代表公司治理水平的公司治理指数,实证结果证实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使用制造业中间产品的使用程度构造了技术复杂度指标,并证明了技术复杂度较高相较于技术复杂度较低的行业,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更能够促进技术创新的提升。在控制了控股人性质、企业规模和市场化水平下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显著正向关系依然成立。然后,将公司治理相关变量代入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模型,来考察公司治理水平的差异对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发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相对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而言,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好,这一作用机制在国有控股企业最为明显。政府补贴与公司治理的正向交互作用显著且稳健,这种正向交互作用在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公司治理与科研补贴之间具有正向的交互关系,但是与税收优惠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在区分了控股类别后,金融支持与公司治理呈显著正相关。公司治理水平和产业政策之间能够形成良好的正向交互机制。最后,本文从政府宏观产业政策和微观公司治理两个方面对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和发展的建议。在政策层面,为了鼓励和支持制造业创新,中国政府应当转变政府职能,完善产业政策;建立创新体系,完善创新环境;积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规范区域布局;培养创新人才,提供金融支持;培植大型企业,促进以点带面;调整产业政策的作用领域和重点。同时,政府在选择政策手段的过程中,除了使用整体的统一政策管理之外,还需要考虑到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技术复杂度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效应的差别,为公司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产业政策应当注重维护市场的法治水平,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手段;注意向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政策倾斜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治理水平提升,促进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国制造业企业要实现自主创新不仅仅要注重研发活动本身,还必须注重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具体的做法包括: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积极发挥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作用;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改善股权结构;完善董事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