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前言外，本文共分六章:　　前言中对本文选题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作了基本交待，对有关该选题的研究现状作了具体分析，并明确规定本文标题所指和写作宗旨。“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中轴线，是一外部争议极大、内部分歧严重的哲学思潮，只是因其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而得名，选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宗旨就在于将“实践唯物主义”放到中国改革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历时态地概观整个“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的演进轨迹，并力求从总体上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分析与评价，以期为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的反思与超越“实践唯物主义”提供一个理论参照。“转向”一词意在表达“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作为一种思潮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萌发、80年代上半期酝酿、下半期兴起并达到高潮走向沉寂、整个90年代拓展与深化以及世纪之交的继续前行所历经的由隐到显、由前台到背景生发成长的运演历程;相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萌发了新质，但总体上归于其内部阵营，标示和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运动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和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并不是中国所特有，而是一个世界性现象，据本文的研究对象与宗旨，故以“中国”字样作别。　　第一章“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的定位。“‘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是写作本文和理解本文的核心概念，由于“实践唯物主义”颇多涵义、也颇多术语，本章意欲通过详细阐述“‘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和“‘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这样两个既有争议也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对其作前言之后的进一步说明，以明朗笔者的立场和态度并加固本文的立题根据。本章认为，“‘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和一个组成部分;“‘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深层渊源于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但实践唯物主义并不为马克思哲学所独有，马克思哲学的后继者与马克思一道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不应该将两者绝对地对立;而且，辩证唯物主义也不为恩格斯所独有，马克思也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只是由于二者分工不同，哲学思想的表述各有所侧重，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的;同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模式，“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不仅有否定和对立的一面，也有超越和继承的一面，二者之间是能够统一和相容的，对前者不能全盘肯定，对后者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分别作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二章变革中的萌动——“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的前奏。本章是对1978年至1988年之前这一“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初始阶段的考察，即对“实践唯物主义”术语的提出和初步论证以及对“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产生强烈推动作用的重大学术事件作了相对完整的叙述和简评。首先，阐明了“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与改革的辩证法:改革是“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的源动力，在改革的推动下，哲学本身必须改革;其次，对“实践唯物主义”转向起了催生与呼唤作用的两次学术启蒙——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人道主义大讨论作了具体分析;再次，对“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的先兆，如李泽厚的“实践本体论”，高清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给予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也对“实践唯物主义”术语的重新提出和初步论证寻本追踪;最后，概括总结前奏时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之基本特征。　　第三章“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始末——“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之一。“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指的是1988年的两次会议所引起的哲学界各家各派的争鸣与交锋，从时间上来说，持续到1991年底，这次大讨论是“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极其重大的事件，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本身具有重大意义，本章对此给予了专章述评。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从出场到高潮再到低谷阶段为本章的行文路径:著名的“哲学体系改革讨论会”也即天津会议、北京会议等是在“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史上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两次会议，先后提出并引起哲学界一片哗然的“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超越论”，这些重大学术事件构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的高潮;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低谷时期的状况描述和原因分析;“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历程中，该时期的地位与意义就在于促成了“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总格局的形成。　　第四章深化与拓展——“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之二。如果说，“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在“前奏”和“大讨论”时期的萌动、显现、论争中高涨、沉寂中反思历经了一个由隐到显的升幕运动，这一时期则表征了“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由显到隐、由前台到背景的落幕运动;同时，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度发展，“实践唯物主义”转向随之有了更为坚实有力的实践根基，其理论本身在纠偏和校正中获得大发展，展现了种种新貌，如理论研究的具体化、表征分歧观点对话趋势的“综合统一论”出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一种超越开始崛起、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对立面的“实践人道主义，，获得充分论证、《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一书的问世，等等，因此，该时期也是“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理论发展的高峰。对此，本文力求予以客观描述和定位。　　第五章转向后再发展——“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在新视界中继续前行。本章描述的是“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在1998年以后至今的世纪之交再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化、邓小平理论的成熟和运用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哲学界有可能在更为根本的层次上讨论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本体论的当代性问题等在世纪之交凸显。一方面，哲学研究中新热点的兴起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独领风骚的地位确是一个冲击，“实践唯物主义”转向越发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台退到背景;另一方面，哲学观、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问题的探讨中，仍有一些学者对“实践唯物主义”情有独钟，。因此，世纪之交的“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有可能在新的理论视界中继续前行:在“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的内部，“实践唯物主义”自身本体论观点获得深化与发展，同时，“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的人类学聚焦也对“实践”概念自我反思与试图超越;而“历史唯物主义”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对“综合统一论”的肯定和延伸，则是“实践唯物主义”转向的外部景观。　　第六章“实践唯物主义”转向评析。纵观全篇，“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在中国历经二十六个年头，与中国的改革实践息息相关，是中国改革实践的产物，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就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实践唯物主义”理解这一本质要义而言，“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有着显赫的理论功绩;而且，从更为深远的理论渊源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中国界限的世界发展史来看，“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事件，而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世界性现象。从以上三个维度对“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正是本章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