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运动肇始，西方神学-政治问题日渐凸显，并主要表现为思想论争所引发的政治变革。人们亟待反思这一时代背景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的经典判断——“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进而在社会思潮沿革中回答如下问题：宗教批判何以被终结，它究竟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前提？这一思想前提，能否促成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科学性与理想神圣性之间的平衡？上述反思与追问，皆需回溯思想史以求解。路德新教改革以来，德国国民性逐渐彰显为虔敬心态与禁欲主义相结合的独特生活样态，由此催生出的神秘主义思潮，深刻影响到启蒙思潮的走向。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神学政治问题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概念式理解，其中，康德率先预见到神权社会的结局，他热情讴歌启蒙理性，认为基督教信仰不足以涵盖伦理价值，道德反之应该成为宗教的基础。长久以来人性都是神性的附属品，随着理性精神带来的人性解放，康德认为应当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价值，并将个人意志提升为社会性的道德立法。鉴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恐怖，费希特反思了信仰与理性的二元关系，他认为不应当把神学视为外部强加的精神禁锢，宗教理应成为人格自由的必要保障，只有把被道德哲学悬置了的神性还诸于形而上学，才能确保道德律令的客观有效，知识学的“绝对自我”便象征着一种精神化的、绝对化的人格力量。谢林把这种形式上区别于上帝、本质上又趋同于上帝的精神力量界定为神学人格。无论是趋同于神性的人性、抑或摈弃了宗教异化的人本精神，它们都必须首先解释上帝的神圣形象何以依赖于人的思想，神学人格恰好介于神圣性与世俗性二者之间。作为神学理念的世俗化，神学人格可以通过参与政治权威的塑造，统摄公众的思维与行动，为社会秩序提供统一的精神基础。伦理价值与神学人格、政治权威与社会秩序，这两对矛盾统一体构成了德国宗教批判的核心命题。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通过与谢林、斯塔尔等“思辨的有神论者”的论争，批判了将神学人格视为公共政治精神基础的思路。总体上，黑格尔破除了神学人格的神秘主义要素，并代之以辩证的概念演绎，在精神哲学体系中，无论宗教世俗化还是神学理性化，它都能在政治普遍性的实体——国家中找到融合之道。神人和解并不局限于信仰层面，它理应在政治世界中获得相应的存在样态——伦理人格。伦理人格不是形式化的个人主观意志，而是内涵于政治普遍性的市民社会精神，“权威宗教”将通过延续基督社团的政治诉求，把伦理人格与市民社会等级有机地统一起来。随着国家理念的逐步完备，人格的伦理本性最终将被政治普遍性所同化，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继承了黑格尔学说，他们强化了对宗教人格主义的理解，以及作为特定自我观念在政治领域内的引申。其中，施特劳斯强调民众普遍信念对于构筑宗教意识的核心作用，他竖立了耶稣基督的道德完人形象，进而演绎出代表人类最高伦理实体的“类”观念。相比之下，费尔巴哈则把“类”如实的视为人格的自由本质，他希望通过从神学到人本学的转换，最大限度的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简言之，在神学政治论层面，费尔巴哈对神人关系的颠倒，确保了人而非国家视作政治观念的总体。费尔巴哈通过对“类”概念进行绝对化的理论抽象，开创了反思性的个人原则，然而由于他拒斥理性中介，即使最大限度的预设了人的感性生活，却始终无法超越人格抽象的唯心论窠臼。在理论生涯之初，马克思便由衷认同费尔巴哈关于神学的本质即人本学的判断。神学的超验维度外在于人的类本质，与之同理，伦理社会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人的类生活。马克思认为人不只是“概念的政治”的总体，它应当成为实践活动的主体，从积极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继而消灭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把人的共同体抽象——“类”视为必要的理性中介，将它置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予以扬弃，即实现普遍人类解放的前提，这是他开启真正的、彻底的宗教批判的思想基础。然而马克思随后发现，仅仅对神学/人本学进行颠倒是不够的，因为人并非是蛰伏于世界之外、被动的寻求精神拯救的抽象物。通过《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批判，马克思找到了一个理解公共社会原则与宗教世俗化复杂关联的切入点——法律法理二者的分裂。与形而上学的国家权力相对的，是以神学人格为依托的君主宪制。当专属于君主的国家权力沦为维护私权的工具，它便不再符合法哲学所宣扬的“国家主权的理想主义”，也在根本上背离了信仰所赋予给它的神圣性。通过对特定的神学政治问题——犹太人问题的相关解读，马克思解开了之前的法哲学疑问，即从神学人格-伦理人格-法理人格的转换机理。其一、将神学问题转换为现实问题、倡导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继而从财产权批判入手，阐释了启蒙主义的政治平等精神；其二、秉承政教分离原则，通过对现代启蒙/同化主义的思想原则并予以深化，号召民众积极扬弃资本主义异化，建立普遍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两条思路在唯物史观的逻辑演进中合流，塑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全新的伦理价值与政治秩序线索。政治国家在世俗基础层面的矛盾可以通过革命排除，而集中于宗教批判完成后的、人们精神基础层面的矛盾，亟待把人是革命的主体、人是类的存在物的判断，全面整合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宗教神学隐退之际，与无产阶级“新人”相对的，是利己主义的“末人”，马克思与施蒂纳的思想交锋堪称此对立人格的最佳思想参照：施蒂纳以精神哲学的论证方式，暴露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唯心论内涵；马克思拒绝从实在论角度对人进行高度的理论抽象，他认为施蒂纳用自利原则所论证的“唯一者”，在本质上仍然是对费尔巴哈思辨幻想的继承。人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本质，是祛除精神哲学信仰、超越利己主义者联盟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前提。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意识形成的最初阶段，便明确了反对资本世俗化、摈弃利己主义的思想路向，因为社会资本与只有更迭为共同财产的形式，才能成为人类自由与公平的绝对表达，个人私利只有上升为普遍利益，才能凝聚阶级意识的内核。以往的一切宗教批判，在于为政治批判提供了基准：无产阶级的神圣性与神学的超验维度、以人为本的绝对价值无关，它在根本上基于自由人格的实现，因此不能再依赖于宗教信仰和人本主义说教。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则奠基于对社会原子化的利己精神的消解、以及以扬弃资本主义异化为宗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