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高职教育这一新的高等教育类型的出现和发展。1994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成立拉开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序幕。此后的十几年间，广东高等职业教育走过了探索起步、大规模发展、内涵提升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教育格局和发展特点。本文采用新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把广东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组织场域，沿着广东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时间轨迹，研究组织场域和制度因素在各个发展阶段如何共同演化。　　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广东高职教育场域的参与者有所不同，他们在不同阶段的重要程度也不一样，处于支配地位的制度要素也会发生变化。在第一阶段中，广东高职教育刚刚起步，场域的参与者只有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各高职院校，中央政府处于支配地位，依靠强制机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制度扩散。广东高职教育的规制合法性基本确立，但是还没能获得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　　到了第二阶段，广东高职教育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场域的相关主体有所增加，关系也越来越密切。高职院校、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依然是场域的主要参与者，但是省、地级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除了他们，家长群体和用人单位也进入场域内并开始与高职院校频繁互动。在这一阶段中，规制性要素依然活跃，但处于支配地位的制度要素是规范性支柱。然而，广东高职教育在这一阶段获得的认知合法性依然较低。　　到了第三阶段，广东高职教育开始注重内涵建设。这一阶段制度环境更为复杂，制度三大要素同时存在，但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文化——认知要素。场域的相关参与者越来越多，除了前一阶段提到的相关主体外，还有参与建设的企业、考试机构及其它的社会组织如媒体、出版社等。高职院校特别是示范性高职院校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与制度环境频繁地互动，重新定义场域的边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场域构建和制度演化交错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