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傻子理论笔者是一个台湾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在台湾从事律师实务工作多年，主要的职务就是代人草拟合同、代理诉讼，多年的工作经验让笔者感触很多，不吐不快。多年以来笔者心中一直盘桓着一个问题：合同到底保护了好人还是聪明人？合同法的宗旨是保护好人，可是往往适得其反。现代经济理论乃是假定着人是“理性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可以对自己的利益了如指掌。但是真相往往是好心人变成被讥笑的傻子。优质的合同规范不该只是让傻子鼻青脸肿以后，愈变愈聪明；能去保护傻子的合同规范才是优质的合同规范。这里所谓的傻子其实可以广义来讲，包括“心太软”而作出允诺；专业分工社会涉及专业领域的合同，一般人无法了解(例如医疗合同、律师合同、科技方面的合同等)，致生的“无知状态下作出允诺”；还有，就是双方都“傻”而作出允诺。所以，在社会分工细密、私利驱动性强的情况下，人人都可能在某一个合同时空下成为“傻子”，对傻子的保护遂成为迫不及待之事。传统合同法显然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先假定着每个人都是“理性人”，对自己的利益可以作有效率的掌握；而且合同是建立在一个单调的基础上，即双方(或多方)“对立”的意思发生合致时，合同就成立了，合同的内容亦于焉“一体成型”。在这种“既理性又对立”的梦幻组合之下，弱者自然是溃不成军。我们可以很容易发见，一个合同的诞生并不当然等于它就此可以完全履行，一个瓜瓜落地的婴儿绝不可能立时站起来走路，合同的履行往往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而非一蹴可几。当然我们可以试着把合同预先定得详详细细，然后“照表操课”，可是，实践中发现，完完全全可以照表操课的合同，几乎未之有也，合同过程中的大大小小事先未预料到的事，比比皆是，碰上一个死脑筋的债权人，肯定让债务人苦头吃尽。所以，“照表操课”绝非唯一的履行模式，合同中显然还有其它的东西。每一个合同都有一个根，那就是合同当事人“共同”欲达成的“目的”，如果缺了这个根，合同，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问题往往不全是在于谁欺骗了谁，或谁隐瞒了谁，往往也不全是信息不对称或者是任何一方存心想占对方的便宜，现在的问题往往是缔约双方的信息都缺乏，也都欠缺经验，甚至对于欲缔结合同上的根，只有理想，没有实际操作模板，对于欲缔结的合同，只有想象， 都没有很多经验，就算是规划，也只能说是对将来尚未发生的事物想象。缔结合同之后，实际操作的时候，理想不见了、规划失灵了，想象的事情也许根本没有发生，却反而接二连三出现许多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务直接挑战着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智能。不幸的是，浅碟式的意思合致主义，造就出来的合同和合同上的“经济人”，不过是各自顺着利己思路将本求利罢了，至于合同的根，那个共同目的，此时没有人会把它当一回事，什么远大理想？什么合同目的！总是被忽略的时候多，看来，合同的本质是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合同的内部似乎应有一种机制，与当事人的自由完全分离，“意思合致”其实正意味着个体意思脱离当事人，形成了客观的“共同意志”，所以，合同在相当程度上已是一个客观的实体。正因如此，为了符合合同目的，单方的合同条款变更权遂成为可能 。二、看不见的合同秩序合同其实就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看得见的部分，另一个是看不见的部分。合同秩序不光是来自看得见的部分，还有看不见的部分。德国十九世纪末的法学家Bernhard Windscheid曾谓：<WP=6>“你把‘默示的预想’(tacit presupposition)理论从门里扔出去，它还会从窗户再进来。”其意概指行为人所欲追求的合同状态持续存在的假定，虽未被作成合同条款，如相对人已意识到且已根本性影响了行为人的意思，这种情况如果被刻意忽略，从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上予以排除，它还是会自动跑回来，纠缠着合同的当事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时间和本身能力的局限，本文打算只从两个部分切入；一是合同主体的相对性；一是合同的弹性。前者打算为合同的拘束力找到一个外延比较容易掌握的理论基础，乃是以合同和共同体的交互比照，对映出合同作为以“共同目的”为基础的客观“意志”。合同本身不无共同体的性质，其拘束力(对当事人的拘束)的外延亦只能以“共同目的”的解释范围以内为限，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无尽需索只能到此为止，为债务人的牺牲找到边界。同时推得“相互设想原则”与“债权人的债务”两项概念。后者(即合同的弹性)系以相互设想原则与债权人的债务的概念将债务人的合同上“地位”与债权人完全拉齐，同时以“目的失焦”理论描述合同关系上当事人的“意思合致”与“合同目的”发生的“不对焦”现象，提出“对焦”的具体操作规则，并介绍其它立法例或学界对类似问题的解决方式。本文仅是拋砖引玉，为解决等价交换断线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问题挥之不去，套句Bernhard Windscheid的话，你把它从门里拋出去，它还是会从窗户再进来。王宝莅 谨识2003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