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入新常态以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也在探索创新中。一直以来,有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都是众多学者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人们意识到金融系统风险的重要性。总结金融危机以来的经验教训,普遍认为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而低利率又使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增加产生资产价格泡沫,最终导致金融机构承担过度的风险,再传导至整个金融系统。所以货币政策影响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风险以及风险承担意愿,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聚焦点,同时许多文献梳理总结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各个理论。自2013年以来,中央银行创新出了诸多新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如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以及中期借贷便利(MLF)等,但是这些新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的风险承担影响尚不明确。因此,深入研究探讨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有一定的必要性。根据传统货币政策传导理论,货币政策一般是通过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等来影响无风险利率或者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投融资成本,最终对银行的信贷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产生影响。而学术界新提出的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则是由货币政策影响银行的风险偏好以及风险识别、测度这两种方式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具体路径渠道可分为以下这五种:收入估值效应渠道、逐利动机效应渠道、竞争效应渠道、习惯形成效应渠道以及保险效应渠道。本文基于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选取了我国包括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8家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27家城市商业银行共40家商业银行2008-2017年的微观数据。首先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实证了传统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此部分实证把商业银行分为四类: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中型上市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然后运用PVAR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差异。其中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传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也包括2013年以来中央银行创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上验证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也证实了逐利动机效应渠道、竞争效应渠道等渠道的存在性。研究发现:传统的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显著负相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的则是显著正相关,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规模大小不同银行的风险承担影响程度也具有差异。同时银行风险承担也会受到自身的特征和宏观环境的影响。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资产价格上涨,银行放松信贷标准,同时银行的风险识别和测度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最终会上升。为了避免银行体系风险过度积聚,政策当局应考虑银行业的微观特征与宏观经济环境,探索创新政策工具,建立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加强完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同时推进银行业的转型与创新,进而提高货币政策调节的有效性,实现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