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劾证据是刑事诉讼领域的一种辅助证据。弹劾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区别于实质证据,弹劾证据被定性为辅助证据,主要针对的是证人的庭上证言。弹劾方在交叉询问阶段通过证人生理和精神的缺陷、证人的偏见、证人的品格、证人前后不一致的证言和证人证言矛盾这五种方式弹劾证人的可信度。弹劾证据具有反驳性,弹劾方通过提供弹劾证据,质疑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弹劾证据的概念虽然并未被我国证据法正式采纳,弹劾证据的相关的规定仍然渗透于我国刑事法律中。但是弹劾证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比较少,且不完善,缺乏具体的运行配套措施。我国仅仅在刑事法领域确立了三种弹劾证据的方式,分别是证人的偏见、前后不一致的证言和证人生理与精神的缺陷。在规范层面,弹劾证据缺乏明确的规则、弹劾证据法律定位模糊、弹劾证据缺乏配套制度。实践层面存在弹劾形式化不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司法实践不区分弹劾证据的性质等问题。而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刑事司法的理念和制度变革不同步、审判程序制度设置存在缺陷、刑事庭审形式化、证人出庭率低。英美法系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制度模式,注重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中平等对抗。所以英美法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弹劾证据制度。总结外国的发展经验,才能更好推进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我国虽然奉行职权主义为主的诉讼制度模式,但是同样不断借鉴英美法系的成功经验。所以,我国在构建弹劾证据制度时,将目光聚焦于英美法系各国的规定。我国的弹劾证据制度构建分为基本制度构建和配套制度构建。通过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为立法方向,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为后续立法的先导的方式构建弹劾证据制度。弹劾证据的基本制度构建首先要确立弹劾证据的定义、证人的范围、弹劾证人的方式、弹劾证据的证据能力、弹劾证据的运行程序和弹劾证据的排除规则。弹劾证据的配套制度的构建通过加大对证人的保护从而提升证人的出庭率。通过完善证人保护制度、明确证人出庭作证免证的范围以及建立证人补助专项经费划拨机制实现提高证人出庭率的目的。构建交叉询问制度则是通过明确证人和鉴定人询问的顺序和交叉询问的范围进行制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