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以粗放型为主,追求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也极大地破坏了生态自然环境。近年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例如雾霾灾害、水资源重金属化、土壤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和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金融作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环境保护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先,致力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扭转现阶段面临的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因此,探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具体影响效果对于遏制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写作脉络,为了探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需要关注以下问题:一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二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三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基于理论框架建构和实证分析检验等多层面的综合论证,本文探析了我国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力求作出更为准确的描述和解释。本研究在IPAT和STIRPAT模型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博弈分析方法对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并选取了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参数面板、平滑转化面板模型以及空间面板等方法从直接、间接以及空间外溢性的角度对环境污染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来解释环境污染的区域性差异,探寻其中的变化规律和可能的策略选择,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论文研究的基本结论包括:第一,企业是主要的环境污染者,也是环境污染防治的重要负责人。通过积极的技术创新活动,包括生产系统、能源系统、减排系统等多领域的创新,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能够减少单位产出污染排放成本,从污染源头降低污染排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第二,在社会监督下,金融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金融企业的投资偏好。当金融投资侧重于利润最大化时,金融发展将导致企业投机行为的发生,加重了企业污染排放的程度。当金融投资更倾向于环保型企业时,金融发展则有利于激励企业选择环保策略,从而有利于环境污染的防治。第三,金融发展对环境压力的影响受到区域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干扰,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随着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的环境压力影响为先提高后降低。金融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性,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周边地区的环境压力。第四,技术创新与当地环境污染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遏制作用。但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该遏制作用的效果也在降低。此外,当地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周边地区的环境压力。第五,我国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相依性,高(低)污染地区常常与高(低)污染地区相邻。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压力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方面:第一、基于博弈理论,从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研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企业减排行为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群体的行为策略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此外,在企业与社会群体的博弈中,利用模拟仿真,提高了博弈模型的解释和分析能力。第二、不再单纯地依赖面板门槛模型来捕捉变量的非线性关系,而是构建平滑转换面板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与以往将经济增长作为转换变量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传递作用出发,将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作为转换变量,分析他们对环境污染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第三、从空间的视角出发,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分析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仅讨论我国整体环境污染的空间集聚情况,还分析当地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周边地区所造成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