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作家群”是以延川县级文艺小报《山花》为阵地,先后推出的三代二十多位作家组成的作家群体,该作家群中有谷溪、路遥、史铁生、陶正、闻频、荆竹、海波、浏阳河、刘凤梅、厚夫、远村、曹建标、阳波等人。该群体的作家都有长期在延川生活的经历,受到特定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具有代际传承的关系,有共同的美学追求,但同时又有各自的审美特质。该作家群的创作实绩使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山区小县成为了全国罕见的“作家县”。本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梳理目前学术界对“山花作家群”的研究现状。很少有研究者从群体的角度审视“山花作家群”共同的美学追求和其创作宗旨,以及由此产生的“山花文艺现象”和“山花作家群”在四十多年发展中的实践经验。第一部分主要勾勒“山花作家群”形成和发展的经过。其中,第一节着重梳理三代“山花作家”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和其创作实绩;第二节分析“山花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山花作家群”得以产生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二是“延安文艺”的诱发作用;三是“文革”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主要阐释“山花作家群”的创作宗旨。三代“山花作家”的创作内容紧随时代的主题,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文革”时期的创作宗旨是“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工农兵爱啥我唱啥!”新时期以来,几代“山花作家”也承担起了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使命,积极思考社会问题,弘扬向上向善的正能量。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山花”作品对陕北民间文化的呈现。这一部分主要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海波的《遥远的信天游》、《烧叶望天笔记》,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陶正的《逍遥之乐》等作品中发掘渗透其中的陕北民间文化元素,并且阐释“山花作家”借助陕北文化的形式在作品中生发出的新的意义。结语部分,重点强调“山花作家”肩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创作态度,和他们创作出的具有“人民性”特点的“山花”作品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同时指出,“山花作家”对待陕北这块厚重的土地,在“留恋”与“出走”的主题之间,还需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新颖的文学书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