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重庆烟毒泛滥,烟馆林立。究其原因有:重庆优越的自然因素适宜罂粟生长;长久以来,鸦片作为良好的医疗药品广泛用于治疗咳嗽等疾病,市场广阔;吸食鸦片作为重庆地区部分民众长久以来的风俗习惯,难以改变;重庆有着发达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便于鸦片的运输;民国政治混乱,军阀割据,在重庆地区为获取更大利益,政府和军阀支持鸦片贸易。民国年间,重庆烟毒种植面积占四川鸦片面积很大一部分,尤其是涪陵地区,在整个川东地区鸦片种植面积位居首位,其次是丰都。鸦片的大面积种植导致狭窄的本地市场根本没有能力消化如此多的产品,因此,大批鸦片销往外地。从重庆运往外地的鸦片,大多运往东南经济发达的地区,其运输方式分为三种,陆运、内河航运、空运。选择陆运这种方式较多,当时有川汉铁路、川鄂、川湘等公路,能够快速运输鸦片到指定地点。虽然,重庆境内有三条大河(长江、嘉陵江、乌江),利用内河航运运输鸦片较为节省运输费用,但是,走水路关卡林立,不如陆路节省运输费用。空运也是当时运往外地的一种运输方式,安全、快捷。鸦片贸易带来丰厚的回报。为获取高额利润,政府和军阀公开贩运,民间有偷运鸦片的组织。大型的称为烟帮,由商人团体组成,贩运方式多样,小型的是个人或小团体偷运,组织松散,获取利益较少。大面积种植罂粟,导致毒贵粮荒这一问题的产生。罂粟挤占良田,粮食缺少,粮价上涨,饥荒产生。鸦片贸易在重庆迅速发展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鸦片贸易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吸食鸦片,花费大量金钱,导致许多家庭破产,瘾民走上犯罪道路,社会危害极大;贪官污吏贩卖鸦片,导致地方政局动荡,百姓有苦难言;军队贩卖鸦片,滋生腐败,对地方社会治安是极大威胁。其次,由于鸦片的种植与贸易的扩大,对农业与金融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鸦片的种植挤占农业资源而导致粮食生产的减少,造成了饥荒,金融业对鸦片业的畸形发展发挥过较大作用,双方形成互惠关系。重庆地区鸦片的畸形发展,政府也采取过制约、打压的措施,包括禁种、禁运、禁售、禁吸,虽收到一定效果,但由于巨大的利益的存在,且这利益又牵扯到政府本身及其工作人员,民国年间的禁毒很难彻底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