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克威克外传》为狄更斯的成名作，1947年由蒋天佐译介入中国，直至2002年由刘凯芳重译，两译本的时间跨度达50余年。上世纪40年代与20世纪初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具有显著差异，深刻影响了两译本的文体风格。本文将改写理论中意识形态与诗学因素同文体学相结合，对比了两译本在词汇、句法和修辞层面的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根源。本文所指的文化是勒弗菲尔在改写理论中提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目前，国内外学者在讨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时，过分关注社会意识形态，忽略了集体意识形态与个人意识形态。本文从社会、集体与个人三个层次的意识形态以及按照内容划分的不同类别的意识形态着眼，详细分析了它们对两译本在词汇、句法和修辞上的影响。本文的诗学观主要指的是支配译文文体的内部手法。通过对比两个时代诗学和不同类别与层次的意识形态，本文发现它们的差异反映在了两译本的词汇，句法和修辞格上，并得出如下结论：译本间的文体风格差异无法避免，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影响译本文体风格最核心的文化因素。本文的意义主要在于：1）从类别和层次上细分意识形态，讨论其对两译本文体差异的影响；2）打破了以往翻译研究中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对比的窠臼，从历时性角度分析了目的语文化在不同时期意识形态与诗学的差异，及其如何作用于译本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