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将信托机制、金融机构与现代农业结合起来的新型设计,农地信托具有与生俱来的灵活性,但英美相对所有权信托制度融入大陆法系和我国物权体系却产生一系列的难题,表现之一就是信托人的权利过大,对信托协议或合同的介入也更多的体现其对信托的实际控制,而非“监督者”的法律定位。本文围绕农村土地信托中信托人的介入权问题,从介入权的发生依据入手,分析了其权利性质及权利限制,并从制度保障的层面提出了权利实现的建议,主要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关于信托人权利的发生依据。以对国内外有关研究资料进行阅读分析为前提,分别梳理了对英美法系相对所有权理论下信托人权利的债权基础、大陆法系绝对所有权观念下信托人权利的物权基础,并分析了我国以绝对化的物权为前提创新性地赋予信托人一系列扩大权利的法理、制度和实践基础。其次,关于信托人介入权的权利性质。从农地信托人介入权的权利定位入手,分析了信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及合同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并分别阐述了介入权在信托协议以及受托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合同中的适用范围。再次,关于信托人介入权的权利限制,指出信托人通过否决、撤销、变更受益人或处分受益人受益权、解除、认可、裁决等方式,可直接或间接对信托进行控制,在信托设立之后仍然凌驾于信托、受益人甚至受托人之上,有必要以介入权予以限制,并设置相应的责任监督机制。最后,关于介入权的权利实现,提出由于信托人的现有法律地位,介入权的不当行使会产生信托人权利扩张、受托人意志不自由、受益人利益受损、信托财产独立性丧失以及信托的分离性设计受制约等法律效果,因此有必要从信托人法律地位的转变、受托人忠实义务的完善、信托财产的登记公示制度、信托刺破和监察人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