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组织、知识组织都是图书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以往的知识组织研究大都以形成文献载体秩序为目标,而很少涉及文献内部的内容控制问题。本文论述的对象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通过文献组织以达到控制知识目的的表现及其机制问题。纵观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知识及文献的整理活动,其目的除了建构知识秩序外,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这种建构来教化社会成员,以保证统治秩序的稳定存在。因此,统治阶级往往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来大力推崇可以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支撑的思想观念——儒学思想,并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引导下,干预知识秩序的建构过程,以求规范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准则与行为方式。而这种权力介入知识领域并对知识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文献分类的次序结构(“经、史、子、集”的知识秩序);类书类目体例安排(“天、地、人、事、物”的知识秩序);对科举考试及教育内容的选择;通过禁书与文字狱所体现出的官方对文献内容的审定。经过上述四种形式过滤的文献,在建构时都受到了当时正统思想即儒学思想的制约,并在儒学伦理纲常的引导下,充当起统治阶级的“为治之具”,并通过广泛的传播与认可,强化儒家思想及其背后所支撑的统治权力。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对知识选择性控制的表现,来阐释知识与权力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并进一步揭示隐藏在中国古代文献背后的建构逻辑,即统治阶级通过以儒学为核心的“允许—禁止”机制、重要程度排序机制、以吏为师的导流机制及人才选拔的“路径依赖”机制,建构文献秩序,巩固思想秩序,并以这两种秩序来维护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