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使得保增长促就业与环境承载和资源约束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因此中国经济必须转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施绿色发展战略。金融业是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任何产业转型调整的实现，都离不开金融机构的介入。绿色发展战略的实现亟须发挥金融资源的支持作用，特别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发挥金融手段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重视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已成为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但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市场仍不发达，企业仍主要依靠间接融资模式，即通过．银行信贷融资。在国家推出绿色信贷政策之后，银行业积极响应，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成绩斐然的背后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总结论证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使得绿色信贷在未来能够更充分的发挥作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则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由绿色信贷相关理论入手，通过绿色金融理论、产业演进理论、自愿性环保协议理论、信贷博弈理论，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工具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作用机制。在国外经验借鉴部分，分别通过日本、德国和美国在绿色信贷领域的先进经验介绍，发现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银行业实施绿色信贷各具特色，都很好的结合了自身的状况，为论文研究分析中国在经济转型时期绿色信贷实施发展模式提供了国际借鉴。最后通过地方政府（北京）、银行（兴业银行）和企业（紫金矿业）的案例实证，呈现出我国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状况。总之，相关理论和案例的研究，为本论文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绿色政策实施作用机理和效果实证部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是通过资本形成机制、资金的导向机制、信用催化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对政策效果实证检验，检验机制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是否畅通、高效。首先使用选取七类污染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模型构建了反映整体污染水平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建立并运用一种新的灰色相似绝对关联度模型，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与传统的灰色关联度模型相比，新模型的计算更加简单，与实际更加吻合。结果显示无论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性，还是对产业升级高级化都有着一定促进作用，这也反映出绿色信贷政策自实施以来的确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发现关联系数较小说明影响有限，绿色信贷政策并未形成长效激励机制。为了进一步探索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找出影响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因素。使用Logit模型回归发现多数调研者绿色信贷知识匮乏，尤其在信用风险、利息优惠等核心问题上不明确，政府激励机制的缺失等因素，成为阻碍政策实施落地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银行和企业等微观实施主体的行为分析，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阻碍因素，考察风险管理、信用优惠等核心问题。使用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博弈论分析了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利得情况，发现临时性的节能减排专项信贷支持往往是无效的，而无限次的重复博弈则是打破悖论一种最佳方法。对于银行实施绿色信贷风险的研究是本论文的重点，尤其在去产能、调结构的当下。使用最小误判法修正的KMV模型着重对绿色信贷的特性进行分析，通过“两高”产业和环保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节能环保产业的信用风险并不高于“两高”产业，说明推进绿色信贷政策可以改善银行的信贷结构。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节能环保产业也表现出一般新兴产业的特点，产业内公司风险存有较大的差距。最后结合Copula函数研究两高产业的联合违约概率，发现“两高”产业容易产生行业性风险，应当分散投资并帮助“两高”产业去产能。而通过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所反映的企业环境改造绩效的回归分析发现，银行更倾向于通过增加长期贷款比率的方式来实施绿色信贷政策，而对于企业给予优惠利息则动力不足，银行在损失自身利息所得上较为谨慎。因此政府应加大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力度，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　　研究表明，绿色信贷不仅具有金融杠杆的作用，为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更可以作为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保护环境的有效金融手段，优化资金配置，达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完成产业升级的目的。而完善的绿色信贷法律体制、有力的政府激励措施、银行健全的风险内控体系、公开透明的环保信息平台、创新的绿色信贷产品都是促进绿色信贷发挥调整产业结构作用的有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