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经济行为都普遍存在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网络关系,通过联结关系和社会网络,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均能够实现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并且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受到所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个成员和网络结构的影响和限制。董事网络是社会网络关系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体现形式,它不仅影响了董事个人在参与公司治理实践中的行为和决策,而且会因其咨询和监督职能而在盈余管理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已有文献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合一等董事会特征变量均显著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和盈余信息质量。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忽视董事会的关系属性特征,都是将董事会成员看做一个完全独立、理性和自利的个体,而不是网络群体成员之一。但是,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实情况是董事(主要是独立董事)同时任职于两个及两个以上公司的董事会,多家履职的董事会成员借助丰富的社会关系能够从董事网络中获取重要的社会资本,提升自身的公司治理能力。基于此,本文的研究主题是董事网络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将盈余管理作为公司治理效果的代理变量,且从真实盈余管理角度入手。本文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董事网络如何影响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产权性质是否会对这一关系产生影响?财务背景和非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网络特征在影响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同时检验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因素是否对该关系起调节作用。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第一,我国上市公司在董事会结构中引入独立董事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处于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独立董事具有较高的监督主动性和意愿、掌握着更丰富的信息和专业知识、身处的监督环境也更优,相应地,该董事能够更加有效履行监督职责,抑制上市公司为了实现向上调控公司利润的真实盈余操控行为,具体表现为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和总体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独立董事能否发挥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网络治理效应受到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因素的影响。国有上市公司中,政府对公司董事会的各项干预较大,董事会实际权力受到很大约束,且该类公司中大股东往往更加强势,能够决定公司各位董事的选聘。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扮演角色更加微小,在董事会决策过程中难以“发声”,难以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地发挥监督作用,独立董事对总体真实盈余管理的网络治理效应也相应地削弱了。另外,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本文以非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独立董事按照专业背景分为财务背景和非财务背景分别计算公司层面的网络中心度,然后与真实盈余管理回归,检验财务专业背景优势是否更有效地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经过回归分析我们得出财务背景独立董事和非财务背景独立董事网络位置提升均能降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总体水平,并未发现专业财务背景会影响到网络位置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考察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对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对董事网络研究和真实盈余管理研究提供增量文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设计、独立董事选聘、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衡量和监管,以及如何有效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思考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