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赫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学界深化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重要理论动向。欧洲学者的研究启程早,但侧重于对赫斯本人思想的阐发,对两者关系的研究较为笼统。中国学者虽然关注两者的关系,但文本的覆盖面和阐发深度有一定局限性。而日本学界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全面性,二是客观性。畑孝一历时多年,写作了相关论文共七篇,细致而全面地研究了两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本文基于他的研究而展开。第一章绪论介绍国内外学界对赫斯与青年马克思关系研究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第二章介绍赫斯的整体思想及日本学界对其思想特征的把握。神田顺司认为赫斯的历史观是一种先验的历史“图式主义”。当赫斯将人类史置于其中时,不仅消解了人的现实性,还造成了历史观上的二元对立。畑孝一认为,赫斯对中央集权制的态度、国家职能的分析与展望,都显示出他超阶级的精英立场。赫斯没有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一般私有制社会的特征,因而最终只能诉诸于道德批判。野地洋行指出,赫斯的国家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有黑格尔思想的残余。赫斯以精神自由作为批判现实和建构未来的基础,将社会主义思想建立在异化逻辑的基础上,具有空想性。总体说来,赫斯的历史观中所包含的主观必然性没有超脱自我意识辩证法的构造,畑孝一据此认为赫斯试图靠近唯物主义,却摇摆不定地倒向了唯心主义阵营。日本学者尤其是畑孝一对赫斯整体思想的把握是相对全面、客观和准确的。因此,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是基于畑孝一对二者思想的研究所展开的批判性思考。第三章是关于赫斯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共同性研究。畑孝一认为,科尔纽虽然指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中马克思声称借用了赫斯的思想,但这还不足以证明二者的思想共同性,畑孝一进一步研究发现,马克思是出于批判国民经济学和批判市民社会的需要而阅读赫斯的论文。赫斯对私有财产的主体性批判、从自由角度对私有财产的本质的揭示、从“不自由的劳动”角度对私有财产的批判都影响着马克思,使他也转向了对私有财产的主体性批判,并形成了异化劳动思想。马克思还借用赫斯的“拥有”（Haben）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感觉异化。畑孝一认为这是两者的思想共同性。但笔者认为这种共同性只是批判对象和逻辑建构的外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实则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例如,赫斯不区分“外化”和“异化”并一概否定,而马克思肯定“外化”,对“异化”的态度也是辩证的;赫斯对劳动的理解缺乏“自然性”和“对象性”,而马克思则强调自然与劳动的关联;赫斯批判私有财产本身,而马克思则批判私有财产背后颠倒的“关系”。在《44年手稿》里,虽然马克思表面上以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展开论述,但他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角度去分析异化现象,表明他是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的社会经济关系,以经济事实为依据的科学逻辑已逐渐浮现,尽管并不完善。因此,畑孝一所谓的思想共同性只是表面上的。第四章是关于赫斯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性研究。畑孝一从异化观、人的本质观、劳动观、方法论上分析了赫斯和青年马克思的差异,并认为基于人的本质观差异,产生了劳动观的差异,上述两方面综合引发了方法论的差异,造成两者在现实批判上的差异。畑孝一的研究思路值得借鉴,尤其是方法论差异的研究在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中独树一帜,但笔者认为两者思想差异的根源在于方法论的差异,人的本质观与劳动观的差异也是根源于方法论差异。另外,畑孝一的以下观点有待商榷:第一,他指出赫斯与青年马克思都将人视为类存在物。然而笔者认为两者的“类本质”生成逻辑有差异,赫斯是将“类”作为人的先验本质,而马克思则强调类本质是在劳动中后天生成的。第二,他认为赫斯和青年马克思的差异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差异,但笔者认为赫斯只是用费希特哲学来解释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异化现象,因此两者是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差异。第三,他在强调赫斯方法的唯心主义性质时无意中夸大了《44年手稿》时期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44年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达到对现象和本质的双重性理解,这是马克思晚期才完成的工作。笔者借助了广松涉和阿尔都塞的研究来佐证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