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长期高速发展。经济之所以得到发展,不仅仅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也取决于经济效率的改善。专家们通过多种途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以解释经济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在测算方法和研究层面上,由以往的参数法逐渐过渡到非参数方法,由宏观层面慢慢切入到中观和微观层面。但是传统经济效率的测算忽视了非期望产出即环境污染和生态成本的存在,导致经济效率发生偏误,因此有学者开始在相关研究中开始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到经济效率测算模型中以更为准确地测量并将其称之为绿色经济效率。文中选用SBM模型就我国1998-2013年绿色经济效率展开测度,同时对相关结果阐释和论述。目前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因素进行详细研究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且缺乏。本文将重点考虑并分析经济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教育支出、环境治理力度等变量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该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最后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就上述因素对全国整体上的绿色经济效率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进行分析和实证阐述。本文研究将为影响因素与我国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分析提供较新的参考。本文分析发现,我国各省份绿色经济效率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且大多数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值呈波动上升趋势。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均表现上升态势,东部地区效率值最高,中部地区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内明显低于西部地区,后又反超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整体表现为波动上升特征。“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我国整体上的效率均值明显比东部平均水平低,但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在该期间内增速最快。在1998-2013年绿色经济效率均值中,中西部省份相对较低。收敛性分析表明,1998-2003年,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收敛,其后波动起伏且幅度偏小,东部地区在2004-2010年发散趋势明显,中部地区在2004-2007年和2010-2012年存在?收敛,西部地区在1998-2002年和2004-2007年省际之间的分化现象有所改善,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均不存在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其次,利用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Tobit模型就相关影响变量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与实际人均GDP两者之间有“倒U型”的关系,除城市化外,其他变量与全国及三大地区效率值之间的关系不一。然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影响因素与全国绿色经济效率之间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除经济发展规模外,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教育支出和环境治理力度与全国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均存在门槛效应。第二产业比重的逐渐增加不利于改善效率值,城市化水平对全国效率值的改进作用随其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对效率值的阻碍作用逐渐降低甚至到后期有所促进,过低的教育支出并不利于提高效率值,然而当教育支出达到一定高度时,其对效率值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强导致其对效率值的促进作用逐渐变弱。最后,本文就我国如何改善绿色经济效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