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程投资是我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一直被默认为是返程投资出现的主要动因,然而我们返现2008年内外资企业税收统一之后,返程投资并未如预期那样受到打击,却反而呈现不断增加之势。据此我们不禁要问,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返程投资到底占有多大比例?返程投资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对返程投资的影响程度有多大?为什么2008年两税合一之后返程投资问题并未改善?理清这背后的驱动因素对我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又有何启示?因此,本文以返程投资为研究主题,估算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返程投资规模,从微观的角度建立厂商返程投资决策模型,并利用我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地——香港从1998年至2012年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返程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贡献如下：1)1998-2012年香港与内地之间返程投资规模的估算结果是22.39%至41.75%之间,以2008年为转折点分阶段估计之后我们发现2008年之后返程投资规模反而上升了。2)我们通过理论证实了的返程投资规模与内外资企业的税负差别的变动正相关。然而实证显示税负差别对返程投资规模变动的影响并不显著。3)返程投资规模和境内外制度距离正相关。实证检验证实内地与香港存在的这种制度距离是返程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4)返程投资规模和返程资本的运动成本负相关。这表现在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账户的逐步放开,资本的跨境运动成本实际上在不断降低,表现出的事实是返程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5)当正向的影响因素与负向的影响因素同时变动时,返程投资的规模取决于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并作出权衡。2008年两税合一之后,返程投资规模并未下降,正是因为即使财政政策优惠有所减少,但是综合考虑制度套利的收益,厂商的总收益依然可以弥补返程资本的跨境流动成本,也就是说厂商依然有利可图,那么厂商继续选择返程投资策略。这正是对两税合一后返程投资不减反增的有效解释。就政策建议而言,本文认为我国内地需要：消除财政政策差别待遇、多方位完善国内制度环境并且继续稳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