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里,而世界的意义并不是世界所固有的,而是在其中生活的人赋予的,人的意识在创造出意义之后就可以将之赋予世界,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意义世界。在庄子看来,文明的前进体现在人类赋予世界的意义不断增加、日趋复杂,这同时也是人日渐背离大道、败坏德性的过程;黑格尔持历史进步论,历史在他的哲学体系那里终结,意义的发展已经穷尽一切可能。王阳明认为,“知”作为主体创造了作为对象的“物”,作为对象的物是主观的产物,是意义化的物。康德区分物自体和现象,人能够认识到的只是现象,而不是物自体,现象是人的先验的认识形式整理经验的质料——源自物自体对感官的刺激——的结果,人只有先创造一个对象,然后才能认识这个对象,作为认识对象的现象是主体建构出来的一个意义统一体。在胡塞尔那里,意向行为的质料也就是赋予对象的意义,立义将某物理解为某物,其实就是将杂多的感觉整理为一个意义统一体,构造出一个认识对象。休谟认为在人类道德规则的确立中,理性只起到一种辅助性作用,是情感选择了目的、作出道德善恶的评判,而理性则仅仅为情感所选择的目的提供实现的手段。人的认识能力对人为的规则的产生的贡献主要还是通过无意识的习惯而做出的,而在特定情形中对规则的遵循也大多是在习惯的暗中驱使下而实现的,也就是说,意义的产生和意义的实现都主要是习惯的结果。韦伯从个人行动的主观因素亦即行动中的主观意义这个角度来研究人的社会行动,意义是人的行动有意或无意的产物,特定的个人行动中的意义来自个人对既存的意义的信念,除魅并没有消除人们对所谓客观意义的信念,即使不再相信客观意义的存在,人也可以对自己选择、创造出来的意义予以坚守。在目的理性畸形膨胀、价值理性极度萎缩的资本主义成熟时期需要政治家以责任伦理的态度、凭借自身卡理斯玛的创造力、感召力,积极地创造意义,拯救这个时代濒死的价值(意义)世界。在哈耶克看来,文明社会太过复杂,任何人的心智都无法全部掌握其中的全部事实,所以应该让每个个人自由地运用散存于他们头脑中的、关于他所知道的事实的知识,又因为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在遵守相同的一般而抽象的规则,所以他们分散的个人行动能够彼此协调而形成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抽象规则只规定社会行动秩序的抽象特征,而没有规定该秩序的具体内容,遵守规则的行动者个人也仅仅通过规则赋予周围世界一种抽象的意义,对自己行动的后果的类型——而非后果的具体内容——作出往往成功的预期。能够促成并维持自生自发的行动秩序的一般而抽象的规则(意义)大多也是自发形成的,它们是人的行动的结果,但不是刻意设计的结果,文化进化过程选择了其中的成功者。奥克肖特认为自由理论无需一种形而上的基础,权利、规则的正当性无需奠基于政治传统之外的某种形而上的根据,政治实践世界是一个独立的观念世界,它不需要在它之外的东西的支持和指导,它是一个自洽的自足的系统,我们应该在其连贯性的暗示下对之进行调整、改善,使之具有更高程度的连贯性,因此,政治活动应该具有保守的气质,而不应该为着某个外在的理想而对社会进行激进的全盘改造、打破政治传统这个连贯意义世界的有机整体性。这样一种我们只能抽象地把握的、不是我们亲自设计出来也不是我们可以任意控制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在马克思看来是异化的,它们原本产生于人的行动,但是现在却成了独立的力量,反过来控制着人、支配着人。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力的总和,社会调节着生产,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开始一致起来,人成为真正的个人,自觉自由地创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