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聊斋志异》涉及商业和商人的篇章历来的评论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划分了两个评论阶段来梳理评述：评点阶段，主要是清人的评点，其笔墨集中于对商人形象的道德评价和阐发评点者个人对有关篇章意蕴的领悟，多属就事论事，虽见识深刻贴切，但零散不系统；独立评论阶段，主要是近年来的专题评论，进入到了对商业现象的关注和对作家创作心理的探究，除了存在于《聊斋志异》研究专著中的部分评论之外，主要有评论商人形象的和评论蒲松龄商人意识的两类论文，多有创见，但缺乏从商业文化的视角下进行更深挖掘和系统论述。 第二部分，主要是探寻蒲松龄大量创作涉商类作品的外在环境因素和内在心理原因，这是《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产生的基础。清代初期商品经济有所恢复，社会上大量人群从事商业的地方背景，士人从自身“治生”需要出发对商业和商人认识的转变，蒲松龄本人贾读家世和贫乏物质生活对他思想意识上的影响等因素，使蒲松龄本能地关注社会商业活动和商人生活，并有意借助创作来表达自己的认识和主张。 第三部分，主要根据《聊斋志异》商业活动描写、商人形象塑造及作家创作意图三个方面，分析其商业文化思想的创作特点。 一是从商人的日常生活到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从现象到本质，“表”“里”俱到地进行描写，奠定了《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真实的写作基础。 二是在“虚”“实”之间，着力塑造了一批各有面貌的商人形象，如奸商、小负贩、儒商、女性商人等，展现了真实的商人职业特征，更融入了蒲松龄本人的爱憎情感和愿望理想，使《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的表现带有浓重的个性化色彩。 三是以“真”“幻”融合的创作方式，针对现实生活问题，以理想逻辑构筑灵怪故事，扩大了涉商类作品的表现空间，实现了作家展精英识见、发人生感悟和达神游之快的写作目的，体现了作家特出的创作意图和卓异的审美追求。 第四部分，归纳了《聊斋志异》中体现出的蒲松龄的商业思想，并对其产生进行文化上的溯源。 一是探析蒲松龄的商业思想，主要是：定“本业”，破愚见，平等看待“士、农、工、商”；倡仁义，寓劝惩，关注商业道德建设；刺贪虐，吁民利，反对宫府侵渔商人。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了蒲松龄对社会商业生活的主张，反映出其“以道自任”的精英意识。 二是追寻《聊斋志异》商业思想产生的文化渊源，主要是：蒲松龄对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为代表的传统商业经济思想的文化继承；蒲松龄对儒家“仁义”教化思想的的文学继承。 第五部分，通过分别与《金瓶梅》、“三言二拍” 等涉及商人商业的小说作品进行比较，给《聊斋志异》商业文化思想进行文学史价值定位。《聊斋志异》是继《金瓶梅》、“三言”和“二拍”之后又一部集中写到商人和商业的小说，它不同于《金瓶梅》的写实风格和创作主体对现实的消极认识，也超越了“三言”、“二拍”对商人和商业的市民式实用主义态度，而以其积极干预现实生活的创作理念，以其借商贾之事驰骋神思的独特美学品位，在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