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侵权案件最早出现于美国,具有“同质性”、因果关系的推定性、损害后果的复杂性等特点。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出现与社会化大生产密不可分。现代社会,在一种新的产品或者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后,它们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狭小的人群范围内,它可能面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人群。如果某个产品在某个生产环节出现了问题,那么它们所影响的范围也是极其广大的。因此,解决复杂性、频繁发生的群体性纠纷的损害赔偿也会变得更为棘手。众所周知,我国毒奶粉事件的爆发一度引起了社会的极度恐慌。一起波及范围如此广阔的产品侵权事件立刻凸显出我国法律在应对大规模侵权案件时的缺失。“毒奶粉”事件引发了许多法律上特别是侵权法上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当食用奶粉导致婴幼儿引发疾病甚至死亡,而其监护人因食用奶粉的品牌混杂或者没有保留购买奶粉的发票或证据,无法证明婴幼儿的疾病或死亡是哪一种品牌所致时,如何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这也是研究大规模侵权案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如今,各国对大规模侵权案件损害赔偿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建立了不同的解决机制,如市场份额规则、惩罚性赔偿制度、产品召回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解决大规模侵权纠纷的过程中各自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并没有将大规模侵权作为一种特殊侵权模式列入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上述解决机制也是零散的分布在不同的法律之中。我们应当在辨析大规模侵权与传统侵权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大规模侵权案件损害赔偿问题的途径;在了解我国现行立法的缺陷基础上借鉴市场份额规则的有利因素,完善我国业已确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产品召回制度,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和赔偿基金,积极地维护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广大受害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