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差距是当今研究的热门,也是我国区域政策关注的重点。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也走进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在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我国区域发展差距逐渐扩大,发展重心向东部沿海地区偏移,国内各地区发展出现明显差异。其后,国家政策开始长期以来致力于区域协调发展,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一路一带、精准扶贫等相关政策以减少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而城市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近年来国家在构建新型城镇化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回顾关于区域发展差距的相关理论,威廉姆森在区域视角上阐述了“倒U型”假说,揭示了区域发展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在达到一定阶段后,会越过拐点开始逐渐缩短。本文研究内容是研究我国近30年来区域发展差距是否符合“倒U型”假说。国内对区域发展差距的研究主要在区域发展差距的计量和收敛性上,以及经济增长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关系上。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化的发展对区域发展存在怎样的效应,是否能够推动区域发展差距缩小,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实证研究中,第一部分根据以前研究区域发展差距的理论,发现不同的计算指标和计算方法,可能会导致差距的结果不一致。本文选用了被大部分研究者所认可的人均GDP作为计算区域发展差距的指标,在计算方法上,采用了相对极差、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三种计算方法。在计算出三种指标后,通过描述性统计和结构相似度,分别分析三种指标的相似程度。结果发现,三种指标的趋势基本一致,都存在先升后降的情况,在拐点出现的年份上有轻微的差异,但是相差较近。第二部分,根据过去的研究,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作为城镇化的指标,对城镇化指标和三个差距指标做简单的统计分析,判断是否需要对数据做取对数等预处理,再检验各序列的单整性,其后分别将城镇化指标与相对极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带入“倒U型”假说检验中做检验,初步检验城镇化指标与区域发展差距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第三部分,分别将相对极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城镇化指标建立STR模型,本文在AR部分滞后阶数选取上,因线性部分模型AIC、SC等准则定阶结果不一致,选取了不同的滞后阶数进入模型,分别建立七个模型,对模型进行比较,选择相对较佳的模型,最后再对比不同差距指标的建模结果,选择拐点估计较好的进行解释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相对极差、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计算的区域发展差距均是先升后降,并且差距增加的阶段增加速度比较缓慢,在越过拐点后,差距迅速下降,并且低于最初值,在最后出现轻微回弹。在“倒U型”假说检验中,发现我国1990-2017年的区域发展差距符合“倒U型”曲线,区域发展差距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STR模型中,进一步研究城镇化对区域发展差距的非线性转化机制。在1999年以前,城镇化对区域发展差距只存在线性作用,此时城镇化对区域发展差距处于“低体制”状态;1999年开始城镇化对区域发展差距出现非线性的作用,此时线性部分的作用高于非线性部分;当城镇化率等于46.2610时,城镇化对区域发展差距非线性部分的影响开始高于线性部分。在2017年时,转换函数等于0.9915,约等于1,此时城镇化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将进入“高体制”状态。基于此,本文对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中国在政策上可以将扶贫政策与城市化的推进在空间上结合,城镇附近加速城乡一体化进度,偏远地区建设新农村推进城镇化。第二,在现有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配套政策上进行创新。第三,推进新型城镇化,促使人口流入城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