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关于文学的论述,是一份值得我们珍视的理论遗产。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在民族文化向何处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主张对传统文化抱有一份“温情”与“敬意”,主张据本开新,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文学乃至文化的现代化方案。在今天看来,这一方案依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本文从钱穆的心性观入手,着力于分析他的心性美学思想,以探究钱穆心性美学背后的别样运思智慧。笔者认为中国内倾性的文化传统是造就钱穆注重对人的心性问题研究的最根本的原因;钱穆正是通过对历史上众多心性观点和主张的梳理,并加以自己的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心性观。钱穆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中国兴起新文化运动时期,此时国人追慕西学风气甚浓,甚至以彻底否定中国旧有文化传统来全盘西化。面对这样的时代现实,钱穆愤然而起为故国文化招魂,大力倡导传统心性观对于文学现代化的意义。钱穆心性观的独特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钱穆肯定人心的本体和核心地位。而心性之最终归宿为“仁”,“仁”乃为人心相通之大解放和大安顿。其次,他将西方的灵魂等观念与中国心性观进行比较,提出西方文化将灵魂与肉体二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心身并不对立,且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更为重视心的维度,更重追求心生活,而非身生活等观点。这一中西比较的视角颇具新意。最后,钱穆对“性”与“德”的内涵及二者间的关系作了准确而清晰地考察,突显出“性”中所含有的人文成分,即主张非天来指导人,而是侧重由人来配合天,此乃为钱穆心性观一独特之处。且钱穆还通过实际文本分析,对“情”在美学中的作用和表现作了颇具个性的诠释,指出人所追求的乃为至善至美之情。钱穆的文艺观有以下几个方面:钱穆认为中国语言与文字是心与心沟通的两大工具,故其特别重视语言文字;其次,能够呈现作者自我真实情感且反映作者现实人生和较高品格修养的文学乃为最上乘之文学;中国艺术重情味,重性情之抒发,而轻技巧和方法,此乃为与西方艺术之大不同。钱穆心性美学思想的提出,不仅在其所处时代下对抵制西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作用,还有利于对当下国人过分追求物质,而忽略内在心性修养的现实进行反思。但是钱穆以其心性美学思想来作为对文学艺术评价的标准,这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种标准有可能导致忽略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