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合”创作是集体创作方式的一种,指的是在文艺创作活动中党的领导、工农兵群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的分工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三结合”创作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比较盛行的文艺创作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存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文学史和学术界对此却鲜有研究,至今,除了“文革”时期从极左路线出发对它的不切实际的赞美和称颂外,就是“文革”结束后从政治角度对它进行的口诛笔伐;之后,有些文章或学术著作虽偶有涉及,但大都语焉不详,“三结合”作品也很少有人问津。那么,“三结合”创作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嬗变?创作组成员是怎样被组织起来进行创作的?其作品有什么特点,又有怎样的命运?这种创作现象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产生的社会环境及历史原因是什么?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索的。本文将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在面对文学史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考察、梳理“三结合”创作现象产生、发展、嬗变的过程;试图通过文本——主要是长篇小说的分析来探讨、研究其创作内容、创作特点;探寻、挖掘该创作现象产生的社会环境及时代原因;力图在理解、同情当代知识分子历史处境的立场观照下进行一些可能性的文化反思。实事求是地说,把“文人”组织起来,利用他们的能力去表达某种政治意图的做法并非“三结合”创作组的首创,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应该是这方面制度性的创造。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从整体上都处于御用的文化情结之中——在古代,哪个文人如果能官拜翰林,直接为皇家效力,那当然是光宗耀祖的事了。但是历史环境毕竟不同了,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具体而明确地提出“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等一系列文艺方针和政策。要求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强调文艺的普及与“大众化”。当时,工农兵被认为是新社会的主人,是思想立场坚定,最能“突出政治”和“兴无灭资”的力量,为了使文艺创作更好地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为保证无产阶级创作队伍的纯洁性,工农兵作者得到大力的扶持,以至于他们在创作组中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而是有发言权的主人。于此相反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而逐步被排斥在革命创作队伍之外,他们可利用的价值就是深厚的文学素养与纯熟的写作技巧。但是,在主流文学话语中,作者已不再是个人的概念,而是阶级的代言人;作者的人格也即成为社会的人格和阶级的人格。当然这样的被紧紧捆绑在政治战车上的创作形式,已经不是文艺创作,而是些生吞活剥的理论和观念,是把复杂的审美创作贬低为公式化、概念化的对号入座。本文试图通过史料的梳理来阐述“三结合”创作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空间,通过文本的剖析来阐明“三结合”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主题先行、结构雷同、人物形象政治化、情感表达革命化、作者强烈的主观介入和叙述干预及在发行与接受等方面存在的偏颇之处,意在说明“三结合”创作现象是在我国特定的现实生活、政治生活土壤上产生的,它具有浓厚的政治文化色彩,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文学背景。“三结合”文学作品是不正常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所造就的畸形儿;是极左政治路线对文学裹挟、奴役的产物;也是文学艺术对政治绝对“忠诚”、一味依附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