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不断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协同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显现。而博士生作为一国的科研后备力量和科技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各国对博士生教育给予高度重视。将协同机制应用于博士生培养过程,挖掘协同在博士生教育中的积极作用成为各国探寻的焦点。在博士生培养过程界定为课程设置、实践训练、教师指导与质量监督的基础上,分析伦敦大学学院与挪威科技大学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协同机制特色,寻求二者在课程平台建设、协同实体分析、监督体系构建方面的创新举措。在此过程中,英国研究与创新委员会和挪威研究委员会发挥了协助作用,分别对两校的协同培养给予了政策、资金支持并创造了有利于协同活动开展的条件。根据参与主体的不同,我国博士生协同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学研、产学研与政产学研协同培养三个时期。我国的博士生协同培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产生了众多校校、校企协同的典范。但是,仍然存在协同理念模糊、协同体制机制不完善、组织保障不健全的问题。对协同理念的一致认同、对博士生培养目标多元化的共同追求和优越的博士生协同积淀成为我国得以借鉴欧洲博士生教育的基础。欧洲在博士生培养协同机制构建方面的探索启示我们在角色定位、机制构建、质量提升与组织保障环节进一步改进。适当发挥政府主导与服务作用,引导企业发展向高层次人才密集、科技密集转变,推动高校利用国际间的教育和人才资源,建立协同创新团队。构建和完善沟通、政策、经费、监督与文化机制,形成稳固的外部保障。通过关注虚拟协同和培育协同实体的方式充实协同内容,改善协同效果。同时,设立指导机构和评估追踪机构,确保协同活动的宏观架构与协同效果及时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