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自然”的第一要义是万物自己而然,其生息变化皆顺应本性。对万物而言,自然就意味着自由、不受束缚,天性能够得以施展。魏晋士人在繁琐、虚伪名教的压抑下,对自由有着强烈渴求,希冀探索出一条能伸张人性本真的道路。这是魏晋士人崇尚自然思想的出发点。但什么才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又如何在现实中彰显?人的本真之性与现实名教又有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魏晋士人顺着人性问题从才性辨析发展到名理分析,又从玄思玄智发展到玄远之学。由此,魏晋的思想主题就由人的问题延伸到宇宙存在的问题,对人的本真之性的探索就追问到宇宙存在之根源。与之相应,士人越是深入宇宙的本体问题,越是对人之本性有更深的洞见。玄学是魏晋时期关于宇宙根本问题最深入、最彻底的讨论,同时也是对人之本性最鞭辟入里的剖析。或者说,玄学家对人之本性的回答一定程度上都是以各自的宇宙本体思想为理论背景的。整个宇宙存在的关系是怎样,在整体的构想中重新定位人是怎样的存在,回答人的本性问题。王弼、郭象探讨宇宙本体论的问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探索宇宙本体的动机,发端于现实名教对人性的压抑,反思名教之治,进而思索人之德性何以恢复其本然面貌。先秦道家言“自然”不涉及“性”的问题,而魏晋士人言及“自然”多涉及人性的问题。魏晋士人讨论自然,即是试图引入道家的自然之道为人的道德本性立根基,以期在现实中人之道德本性复归。因此,魏晋思想家们对宇宙真理的把握,与现实人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问题的终极走向往往落在了人“性”之真的问题上。玄学家对宇宙本体的讨论,对人之本性的关注是有一定发展过程的。这里从讨论的内容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以何晏、王弼讨论天人之际为代表。何晏评价王弼“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以何晏、王弼以“无”解释宇宙生息变化的根源,意味着魏晋士人正式以本体的维度思索宇宙存在问题,并将万物存在的本末、有无的本质关系运用于万物的生息变化,以此来概括事物存在的普遍道理。这一阶段玄学家对宇宙本体问题讨论的意义在于打开了士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层面,以更深的哲学视角反思社会、人的问题。比如何晏、王弼以“无”讨论圣人有情无情地问题;王弼在《老子注》中分析名教之治应以“崇本息末”、“崇本举末”为原则。但此阶段对人性本身的意识在理论上较少。其中一个明显的现象为,何晏、王弼等玄学家重视《老子》、《易经》,尚未重视《庄子》。第二阶段以司马氏篡曹氏政权为转折点,士人面对个体存亡的危机,一方面寻求个体自由的解脱之道,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与接受现实发生的必然性。郭象宇宙本体论思想正是体现了这种双重需求,其“独化”论最终回答的不仅是社会名教问题,更涉及人之真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