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使我国在90年代初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并在随后20余年保持着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根据2010年进行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18。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完成转型，人口再生产面临着潜在风险。在此背景下，我国逐步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从“一孩化”到“单独二孩”，再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二孩”，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选择发生了方向性的显著变迁。在二胎生育政策的改革历程中始终伴随着巨大争议。是否放开二胎生育引起社会舆论大涨，反对派与支持派各执其词。二孩政策的放开作为生育政策的转折点，其呈现了怎样的变迁轨迹，如何理解这一复杂的政策变迁过程，推动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有哪些？基于以上问题，决定了本文研究主要是描述性分析与解释性分析为主，力求检验政策经验与理论框架的契合。因此，本文拟借鉴倡导联盟框架，以关键变量为分析单元解释二胎生育政策变迁过程，分析我国二胎生育政策变迁过程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并且结合个案研究评估倡导联盟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在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适用限度。　　鉴于此，本文以倡导联盟框架为理论分析工具，摒弃传统政策过程研究多使用的“阶段启发法”，采用变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提炼出外部动力因素与内部动力因素两大类关键变量，认为在中国二胎生育政策子系统中，存在着一胎制联盟与非一胎制联盟两个对立联盟，彼此围绕是否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为焦点，针对人口形势的判断，人口问题的根本原因，计划生育政策评估，生育政策调整等核心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信念体系，并且展开不同层面的互动。为了实现各自的政策主张，双方成员利用其资源优势与策略选择，开启了政策变迁的内外部路径，证明二胎生育政策变迁过程是相对稳定的外部参数，震荡性突发事件以及政策取向学习等多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二胎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反映了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检验了倡导联盟理论之于我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适用性，为推动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良性运作，优化政策变迁过程提供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