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传说一开始形成，便在民间广为流传，以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牛郎织女》传说自西汉初成型以后，就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人口的迁徙，不断地流传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截至目前，在我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几乎没有一处没有《牛郎织女》传说在流传。它在汉族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同时，也随着民族的迁徙、融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国家之间在文化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在兄弟少数民族中和东南亚各国有着相当广泛的流传。并且在流传过程中，再加上各地的传播者和民间艺人按照本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心理特征、审美情趣进行加工和改造，使传说故事的内容和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牛郎织女》传说，最初只是出现在《诗经·大东》中牵牛、织女两星的名称，还看不出有后来《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以后人们由星名的含义，进一步联系到现实生活中男耕女织的生活，给两个星名附加上了新的人物身份，使他们成为广大男女农民的代表。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牛郎织女》传说在情节上日趋丰富，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丰富的变异性。　　 本文通过流传在汉族的《牛郎织女》传说与流传于少数民族以及东南亚国家的相关传说进行比较分析说明，牛女故事在走过中国和世界的千家万户时，它并不是一尘不染地从其发源地走向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由于它所经过的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所以它来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和亚洲其它地区时，几乎无时不刻处在变动之中。它是通过各族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口传心授、记忆保存和广泛流传传承的。在基本面目不变的前提下，各民族在保留了主题和主要情节的基础上，与本民族的自然风景、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生产特点、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产生融合，并在传说的情节、叙述模式、人物形象等方面发生大小不等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脱出传说的原型，只是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本文通过对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鄂温克族、朝鲜族、达斡尔族、满族的牛女故事；西北新疆地区锡伯族、北方内蒙古地区以及南方地区的苗族、瑶族、傈僳族、布依族、壮族、水族、黎族、侗族、毛南族、羌族、傣族的牛女故事与汉族地区牛女故事的同异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发生变异的原因。分析表明，在少数民族语境下的牛女故事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如东北地区朝鲜族的《牧童与仙女》就与朝鲜族的生活方式、生活场景相联系，用东北地区常见的“鹿”代替了汉族地区的“牛”；达斡尔族的《孤儿与黑鹿》体现了浓郁的狩猎民族特征；满族的《三仙女》体现了满族人民信奉的宗教信仰；西北地区锡伯族的《放牛娃和仙女》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南方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牛女故事出现了与其服务婚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考验女婿的情节”。　　 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自古以来来往密切，独特的地理因缘，使中国与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形成了各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各自具有其独特性的文化习俗。本文主要从流传在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牛女故事与中国的牛女故事存在的同异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丰富变异及其原因；介绍源于中国牛女传说的七夕风俗在日本呈现出的本土化的特色；从朝鲜的牛女故事中牛女身份的置换、韩国的牛女故事中笼罩的“孝”文化和传统观念、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越南牛女故事、流淌着浓郁的东西方风情菲律宾的牛女故事以及与当地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图腾崇拜密切相关的印尼马来的相关传说的呈现的丰富变化上得出结论：发源于中国，流传在亚洲国家的牛女传说，不但在中国的汉族地区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而且它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民族的融合、民间的往来，在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不但开花结果，且蔚然成风；同时，它不仅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也跨越了江河的阻隔，地域的界限，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宗教的相互影响等，在中国之外的其它亚洲国家安家落户，而且在本地艺人、文人以及民间故事家的加工、润色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可见其有不朽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