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1956年先后统治苏丹的埃及、马赫迪国家和英埃共管政府分别从不同侧面塑造了苏丹的民族主义。1923-1924年，南部黑人穆斯林知识分子、宗教阶层和士兵阶层相继登上苏丹的历史舞台，士兵阶层更是发动了带有路标式转换意义的1924年事件，促使英国调整统治策略。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的签订刺激了苏丹的民族情绪，导致1938年毕业生代表大会的成立，标志着苏丹民族主义的兴起。1942年，受到内外鼓舞的苏丹知识分子向苏丹政府表明政治诉求，标志着苏丹民族意识的提高。其后，英国迫于埃及要求苏丹主权的压力，对苏丹民族主义者由限制转向扶持。
　　二战结束后，埃及坚持“尼罗河谷的统一”，围绕苏丹地位与英国、苏丹展开激烈的论争。后经英埃谈判签订的《贝文-西德基议定书》对埃及象征主权的承认使埃及极为不满，导致1947年7月埃及诉诸联合国，但交锋的结果以埃及失败而告终。此后双方的谈判无果而终，使埃及于1951年10月宣布废除英埃共管。埃及单方面废除条约的举动加深了苏丹民众的不满，强化了苏丹的独立信念。
　　1952年七月革命后，埃及主动调整苏丹政策，并于1953年与苏丹政党代表签署《多党协议》，使苏丹北部政治势力基本达成自主的政治目标。此后，英国积极推动苏丹建立自治政府，民族联合党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组建以阿扎里为总理的新政府。1954年3月，因埃及总统访苏引起苏丹大规模骚乱，大大加快了苏丹化进程，苏丹民众最终于1955年8月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南方发生的叛乱也加快了由北方主导的独立。苏丹议会通过独立决议后，英国坚决支持的态度使原本态度暧昧的埃及也决定顺应潮流使苏丹独立。1956年1月1日，苏丹正式独立。
　　本文利用英国解密档案，在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分析了英国在苏丹独立进程中的决策和英国、埃及、苏丹围绕独立问题的博弈等一系列影响苏丹历史发展的问题。英国在苏丹独立进程中深受决策模式、帝国情结和冷战阴影的影响，使英国在协调“宪政改革”和“多种族联邦”的基础上实现了苏丹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