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危机是一个反复发生的历史现象。从债务到危机的质变需要诸多条件。从财政本身来看,由于支出膨胀的刚性和收支的不匹配性,加上赤字扩张的两面性,其本身包含着债务危机的内核。政府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有四方面：财政不自律或财政政策失误等财政自身因素；债券市场不发达或利率畸高等内源融资因素；经常项目赤字延滞性或资本项目盈余脆弱性等外源融资因素；以及币值紊乱等因素。而国际资本流动成为债务危机重要的触发性和传染性因素。从本质上讲,债务危机是经济危机的表达式。由于政府收支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一部分,政府债务是社会供求的突出矛盾的反映。由于社会供求如此地不平衡,以致政府收支的不平衡超过了经济承受限度,出现债务危机。政府债务危机也意味着政府缓和经济危机的失败,即调和社会化大生产和相对低下的有效需求之间矛盾的失败,甚或成为激化这一基本矛盾的诱因。但同时,债务向危机的转化需要过程,全球化也为缓解政府债务危机提供了可能,债务危机仍具有可控性。就中国现状而言,政府债务尚可维持,但压力和风险已经偏大。其中存在大量的体制性因素,诱致债务问题具有长期性和隐蔽性,如不加以解决,风险可能进一步累积,并有突发激化的可能性。如政府行为和微观治理亟待进一步规范；中央地方的财政体制尚须进一步理顺；政府财政民主化法治化尚需大力推进；政治经济运行环境处于变革期；面临着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等系统性风险因素。基于从债务到危机转化条件的分析,我们必须树立辩证的债务观,即包括积极的债务观、负责的债务观、发展的债务观、全面的债务观。贯彻辩证债务观,必然要求完善财政治理。要着力建设限制道德风险的体制机制；以预算民主为突破口,加强财政预算执行的监督约束机制；以改革分税制为突破口,加强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协调；以制定财政中期计划为突破口,加强财政风险监测和评价机制。要以破解支出结构固化为重点“简”支出,以发挥财政支出乘数效应为重点“巧”支出,建立增长性的财政收入政策；坚持生产性的国债运用政策。关于破解地方支出膨胀与地方财政困顿这一对矛盾,必须坚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政策体制要有创新突破。如改革分税制、加强地方债务管理、赋予有约束的地方举债权、分类化解平台融资问题、加强地方金融治理等。债务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财政政策问题,需要其他宏观政策的配合。在货币政策方面,要防止低利率常态化,也要防止利率的突发高涨；坚持浮动汇率和资本有限管理的政策组合；借助债券市场开放配合妥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行审慎转向的贸易政策,减少经济对贸易盈余的依赖。实行积极的消费政策,倡导理性消费、安全消费和绿色消费。在金融市场政策方面,要进一步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加强金融基础市场——国债市场建设；平衡发展信用债券市场和股权市场；并且有计划地推进全球性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