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再生产理论,从家庭制度、学校教育制度以及户籍制这几个角度,揭示了农民工身份代际传递的过程。户籍制演变为身份制,使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广大进城农民拥有“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这是实现农民工身份代际传递的前提；在家庭制度方面,从“去经济”家庭到“去社会”家庭的转变,使农村家庭面临一种特殊的家庭抚养制度,这导致了第一代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再生产的不完整或缺失。在这一特殊状态下,他们发展出了“反家庭文化”加以应对,但由于对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分工合法性的承认和对工厂生产方式的认同,结果导致了新一代农民工的再生产；在学校教育制度方面,农村学校本身处于一种制度性再生产之中,自身被层级化。同时,其本身又是一个再生产的机构,它对农村学生的身份进行定位,并将学校的不平等地位传递到他们身上。而他们试图摆脱学校制度的努力,其本身又是一个悖论。他们进入到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并最终使得他们现有的身份和社会位置得以再生产。最后,本文认为,这本质上又涉及社会公平问题,需要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做出进一步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