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是近些年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尤其是新近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更是将秘密侦查推至风口浪尖上,由此秘密侦查的发展以及发展路径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但在我国,关于秘密侦查的许多基本问题至今尚无定论,秘密侦查的诸多争论仍旧无法平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秘密侦查理论研究的进程。与此同时,我国关于秘密侦查的立法在总体上还呈现出粗疏的特点,立法对于秘密侦查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侦查机关对秘密侦查的自由裁量权空间非常大,这一方面可能会致使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定被搁浅,另一方面则完全可能使得秘密侦查成为侦查机关基于功利性心理而实施报复性侦查。由此,秘密侦查的规范化被提上研究的日程。秘密侦查的规范化不仅是摆脱当前我国秘密侦查立法诸多缺陷的根本举措,亦是建构理性的刑事诉讼模式的迫切需求。就可行性而言,秘密侦查规范化符合秘密侦查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亦是秘密侦查法治化的内在要求,域外关于秘密侦查较为成功的立法例及其经验,为我国完善秘密侦查立法提供了诸多的参考和借鉴。以此为基础,结合我国刑事侦查的具体实际情况,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秘密侦查行为作出理论上的指导和制度上的设计。宏观上,应当界定秘密侦查的辅助性、关联性、司法控制性、比例性、权利救助性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为构建具体的秘密侦查规范制度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微观上,应当进一步明确秘密侦查的适用范围、秘密侦查的种类、秘密侦查的审批程序、秘密侦查的期限、建构秘密侦查司法救助制度、秘密侦查信息专用和销毁等具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