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是学术界近20年来广泛关注的话题,这可视作中国学术界具有学术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对当代学术的影响而言,近现代学术的发展道路尤其值得注意。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国学术也发生了近现代转化。近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化是一个大题目,这个问题的解决,既能使人们对中国学术的演化获得准确的把握,对中国学术当前的发展也会有根本性的帮助。心理学是这一时期由西方传入的新学,它也有与其他学科大致相同的行进轨迹。本文的开始,是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一个问题入手的。笔者发现,中国心理学史界对中国心理学的进程有所谓“两大块”或“两个阶段”的说法,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二分。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两大块或两个阶段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前者根源于中国传统,后者派生于西方新学。于是,中国的心理学史就有了断裂,也可以叫做“缺环”吧。正是上述现象,使笔者着手研究这个缺环是否存在以及相关的原因,试图对中国古代心理学向近现代心理学的转化做一番重新清理,亦即更真切地描述近现代中国心理学的样貌。笔者以为,对这类问题的解决不应局限于心理学界内部,而是要扩大到整个知识界,力图弄清楚在一门西方传入的学科发展之初,有哪些方面的人员及知识资源被调动以及这些资源是如何整合的,这对我们今天的学科发展及重构或有重要启示。因此,本文选择了梁启超、王国维、孙中山、鲁迅、蔡元培、梁漱溟、朱光潜、潘光旦等人的心理学思想以及与心理学相关的活动作为讨论的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他们对心理学的认识有哪些、产生这些认识的知识基础以及他们为什么对心理学有兴趣或失去兴趣。笔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法。具体来说,首先就是搜集资料、解读资料、分析资料,进行文本的解读、分析。但是,作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文本,更重要的是将文本放到大的语境中,也就是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解读、分析。此外,个案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等也会在文中使用。作者具有历史学和心理学两方面的知识背景,也有一些前期研究的基础,能够较好地驾驭这样的研究题目。本文是跨学科的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做文化史、社会史的观照而非仅仅是心理学学科史的探讨。通过回顾一门学科的发展来反省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道路,并回应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国心理学的自身特色等问题的讨论.x如上所说,本文第一个要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心理学史上的“缺环”。依据已有的线索,翻阅了大量资料,研究结果表明,梁启超等人有较为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其中不乏中西融通的尝试,他们对中国心理学体系的构建也有着巨大的贡献。在他们身上,笔者还发现了一些共同特点,例如“本土”、“会通”和“应用”。他们的思想中既有旧学的沉稳,也有新知的敏锐,他们既胸怀中华,也能放眼全球,他们的许多成果真正称得上是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本文所述肯定不是梁启超等人对心理学认识和运用的全部,但就是这些已经足够,这些成果即便放到今天的中国心理学界来比较也毫不逊色。面对这些成果,在他们那个时代中国的心理学相对空白、断裂、有缺环的说法已经不能成立。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随之产生了,那就是梁启超等人的心理学知识是从何而来的问题。本文到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去寻找梁启超等人心理学知识的来源,结果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明晰可见的接受心理学知识的经历,说明心理学那他们那个时代并不一定是难得一遇的稀有品。循着这个思路,本文对当时中国知识界思想界除他们之外的一些其他知名人物的知识背景做了浏览,最后在许多人那里都看到了心理学的踪影。这样的结果,让本文大胆提出：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一段时期内,心理学不是少有人知的秘闻绝学,心理学曾经是那个时代较为的普遍知识背景。本文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梁启超等人愿意去了解心理学这样一门西方的学问?本文发现,有求通的心态,这是中国传统士人做学问的理想,还有求新的心态,就是近现代中国人对新学的热衷。从较为微观的层面而言,恐怕还有两个因素也在起作用,一个是心理学与中国古代心学传统的接续关系,一个是试图将心理学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不过,中国的心理学在传入之初虽面临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但最终在西方强势话语下还是选择了追随西方心理学传统的路径。这突出表现在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和专业化上,而这也正是世界主流心理学走过的道路。如果以这样的发展路径为“正道”,梁启超等人的大多数思考和探索只能说是误入了“歧途”。于是,梁启超等人以及他们的成果逐渐被边缘化,终于落到了心理学史专家的视线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