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文化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综合分析方法,解释六O年代台北文学现代主义生产场域的实践及其在现代性方面引发的思考与相关问题。为了深入讨论文学场域的实际个案在历史中的有关文学接受、传播、再制的过程与内部结构关系,以及教育、象征资本、习性、阶级等文学外部环境对于文学生产的重大影响；以下将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此一研究主题的理论基础。此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与雷蒙威廉斯的“系统文化论“也将应用于文学生产场域在实践上与其他社会场域诸如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教育场域等等之间的张力关系。本文的地区研究视角放在“台北的文学场域”。1960年代台湾社会正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特别在台北这个都会性格强烈的城市,研究文学现代主义的接受与传播必须正视文化工业在城市的发展与运作。而与文化工业密切相关的“艺术自律”概念,则是关于这一文学生产场所“价值生产”及“意义再制”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在台北六O年代文学现代主义的实践上,文学语言、形式的突破与发展,作品的题材、内容的异怪大胆,已成为区别传统文学的重要标识；然而在与现代主义关系极为密切的“艺术自律”概念上,过去众多台湾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却鲜少提及。阿多诺的“论艺术双重性”,将我们从复杂的现代情景中解放出来,在现代文学的美学问题上,以及文学的现代社会体制与市场机制发展上,使我们看见文学场域在无所不在的“他律”原则之下,“自主”之可能。本文选择一九六O年在台北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作为研究主体,探讨文学现代主义在亚洲地区的接受与变体,对本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和冲突,以及传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冲击的回应与思索。此外,因应现代性而形成的新形态权力空间,即文字印刷媒体凝聚的超时空的“公共领域”,如何颠覆传统权力空间的束缚而逐渐走向自主,并为市民社会的舆论公共性提供繁殖的土壤,也是“文学现代主义”在亚洲地区特别突出的一个“延异”特点与贡献(differance,德里达语)。《现代文学》作为六O年代台湾知名的严肃文学刊物,“文学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它最鲜明的主张。六Ο年代众多以现代主义为号召的文学刊物皆在历史洪流中昙花一现而《现代文学》以其“自给自足”的姿态屹立了二十年,占据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话语权。对于《现代文学》在现代华文文学创作与作家培育的成就上,学界已有普遍的肯定以及对主要作家和作品的大量研究。然而静态的文本文献式分析,对研究文学内外部结构与其关系网络来说,容易倜限于线性时间观,简化了文学思潮接受与传播中具备的主动选择性与流动的空间性。于是研究者虽众,但对于《现代文学》的时代意义与其所生产的文学价值,始终没有在理论方面有较清晰与适切的定位与评价。在台北扎根生长的《现代文学》,因着它特殊的地区性(台湾)、都会性(台北)与时代性(美苏冷战)以及对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所进行的长期“文体实验”和“语言实践”,从地域性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必须重新检视现代主义思潮与华文民族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现代文学》因着它的刊物属性与印刷媒体性质,使文学生产与传播得以文献化,而又保留其动态发展的轨迹,忠实纪录了参与其中的行动者(编辑、作家、译者、赞助者、出版商、记者)网络,使本文在运用场域理论与霸权文化等文化社会学概念进行分析时,可以同时对其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检视与反思,并提出有益的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