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理论视翻译为一种纯语言的转换行为,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实现与原文文本的对等。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以对原文文本的忠实为衡量译作优劣的最高标准,认为忠实就是要等同于原文,也就是说不仅要完全复制出原文的意义,而且要完全传达出原文的神韵。然而,翻译对等理论及其它各种以原文文本为归宿的理论最终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同语言之间是无法被完全复制的。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翻译看似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实则是不同文化间的转移,又因为文学语言有其特有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所以文学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学再创作的过程。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加之意义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创造性叛逆的出现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创造性叛逆都被视为是对忠实的背离,这样一来,便难免遭到很多学者的排斥。所以,译者作为原文文本的读者和阐释者,一直都处于两难的境地: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忠实”于目的语。因此,创造性叛逆便成为文学翻译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现代阐释学认为,翻译就是理解和阐释的过程。这一理论使我们从科学主义中解放出来,看清译者主观性存在的必然性。伽达默尔指出,译者既是读者也是阐释者,必然有其特有的“前结构”和“前理解”,所以其理解与阐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翻译过程中,先有﹑先见和先设是不同的译者作为不同的社会心理个体所必然具有的,而这些不同的个体因素又构成了译者创造性叛逆的根源。在理解原文的过程中,它们便以译者选择的差异性和偏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另外,译者的前理解及期待视野也为其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土壤。笔者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出发,结合《名利场》的两个中译本分析了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存在的根源及必然性。并试图通过分析说明: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普遍存在的,正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使得原作的艺术价值得以再现。而对原文亦步亦趋的“忠实”只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背离,巧妙的叛逆恰恰会带来真正的“忠实”,因为在忠实于原文文本意义基础上的“变形”正好可以弥补对原文文本一定程度的背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性叛逆是实现忠实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