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聚居模式是农村聚落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定区域农村居民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农村聚落形成、发展及分布规律的共性特征与区域差异。我国有近9亿农民居住在农村,全国拥有300多万个村落和集镇,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特点、生活习惯及民族文化风俗导致了农村聚居模式的巨大地域差异。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快速城镇化的新时期,正在实施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趋势及调控研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国“三农”问题的缓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①农村聚居模式拓宽了新时期农村聚落地理研究的视野,可促进农村聚落地理研究的复兴,实现城市聚居模式与农村聚居模式研究的协调发展;②农村聚居模式创新是缓解“农村病”和有效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③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趋势及调控机理研究是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的重要依据;④农村聚居模式的探寻是挖掘农村地方文化特质的重要路径。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63.0%,农村聚居面积约为城市聚居面积的8倍。传统的农业基础,浑厚的湖湘文化底蕴,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土地格局,以及三面环山、中部盆地、北面平湖的地形地貌格局,使得湖南农村聚居模式具有形态类型的多样性、地域空间的差异性以及传统文化的融合性。因此,对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研究具有典型和借鉴意义。本论文以人居环境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农村建设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以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实地考察及问卷调查资料、遥感影像数据及地形图为基础,依托“3S”技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学科综合集成研究方法;遵循由现状特征静态分析到历史演变动态分析、由现象与问题分析到原因与机理研究、由系统规律探寻到地域特色挖掘、由系统诊断到系统调控、由问题导向到目标引导的分区域、分时段、分层次的综合研究思路。在分析湖南农村聚居模式历史演变及现状特征的基础上,揭示湖南农村聚居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形成原因,深入探讨湖南农村聚居模式演变的驱动因素并预测其演变趋势,提出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调控目标、调控引导模式及调控策略。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均衡、徘徊、渐变和剧变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湖南农村聚居位置、规模、结构及形态存在差异,且每一阶段存在主导影响因素。从广义上来看,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在时间上涵盖传统村落到现代都市的变迁过程,在空间上跨越农村、城市。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过程也是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走向多元化的过程。在不同地区,在市场、政府、规划等作用力的引导和干预下,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可能会出现多种趋势,归纳起来,主要有自发的演变趋势、自发较有序的演变趋势和快速有序的演变趋势三种类型。快速有序的演变将成为湖南农村聚居模式演变的主导方向。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目前存在较多的问题,如用地的低效性、空间布局的分散性、景观格局的无序性、公共服务的匮乏性、历史文化传承的间断性、对外联系的封闭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性以及有效管治的困难性。这些问题既具有交叉感染性,又具有差别性。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农村聚居模式与农业高效化、土地集约化、城乡等值化以及人居环境生态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提出了完整的调控目标体系,分区、分类型提出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调控机理与优化途径,并从政策、资金、市场、规划以及制度等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本论文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从聚居论和聚落地理的角度来诠释农村聚居模式的内涵,从区域统筹、城乡协调的角度对湖南农村聚居模式进行现状空间分析与演变趋势研究,从农村聚居模式与城市化推进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农村生产、生活模式变化的原因,从“城—郊—乡”、“山—丘—平”和“发达—欠发达—落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农村聚居模式地域特征差异进行类型的划分,从构建和谐人居的角度提出农村聚居模式调控的总体目标。②利用TM遥感图像,经过辐射校正、几何校正、人工判读与计算机解译,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并引入景观指数,研究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空间分布、地域差异及动态变化格局。③在新时期,湖南农村聚居模式的演变不仅仅受到血缘、宗教、风水、民俗、耕作模式、对自然灾害的规避、对地形条件的利用等传统农业耕作时期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城镇化带来的人口的自发流动与大规模建设引发的有组织移民,各行政村落的行政区划调整与自然聚落之间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农业产业化、机械化对农村生产、生活模式的直接影响与城市经济文化辐射对农村生产、生活模式的牵引,道路、桥梁、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人口聚居空间跨度的引导与城乡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的整合对人口聚居的吸引,等等,这些新型人地关系因素将会成为未来农村聚居模式的主要驱动因子,因此,对新的社会经济政策形势的准确把握是农村聚居模式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④农村聚居模式调控的内容涉及到聚居区位选择、规模引导、形态整合以及结构优化等方面,而调控的最终目标是优化聚居功能、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农村聚居是一个由人、社会和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形态的动态变化性、要素的时空叠置性、系统的交叉融合性等特征,因此,农村聚居功能的定位应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现代与历史的和谐、城市与乡村的和谐为基准,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对城乡要素的协调以及对农民意愿的尊重。⑤农村聚居模式的调控方式应以整体的和谐与个性的体现为基本准则,强调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村聚居模式的调控重点、引导方向不同,针对“四水”沿江地带、洞庭湖区、湘西山区、城郊地区提出了相应的分区引导模式;以等值化理念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城市聚居模式的实践经验,区别等值化与等同化,在农村聚居形态的集散、公共空间的整合等问题上寻找一个合适的“度”,既维持农村本身的特色与优势,又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从而构建和谐的农村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