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散文的发展步入了繁荣时期，在小说中的广泛运用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恣意渲染也达到极致，散文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个时期的散文视野更加开阔、想象更为天马行空，打破了固有的风格，文章篇幅也拉长了。题材更是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的个性色彩也得以张扬，虽然基本继承了18世纪散文的平易风格，但澎湃的感情却冲破了以前匀称和节制的理性主义精神。其中的优秀散文家，首推查尔斯·兰姆、威廉·赫士列特和托马斯·德·昆西。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写过剧本和诗集，但影响并不大，他与姐姐玛丽合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取得了成功，如果谈到兰姆的代表作，不得不说是他的《伊利亚随笔》和《伊利亚续笔》(Essays of Elia，1823；Last Essays of Elia，1833)。　　 兰姆始终用平和的心态看这个世界，沉溺于怀旧与家居生活的没落形式。首先，这种形式体现在兰姆散文的总体情调上是怀旧的，恋旧的心理特别突出，对新东西有着一种天生的“畏怯”，他害怕面对未来。这不仅是因为他抒写的故事发生于过去，也表现在文章时常引用古词古语，这与他酷爱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弥尔顿的诗歌有关。　　 题材方面，在他的文章里我们读到的多是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国家大事与人类生存发展问题难入眼帘，并且甚少宏大叙事和澎湃感情。他的散文取材于生活，他喜爱城市，喜爱城市生活，有着难解的城市情结，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伦敦所有的大街小巷全是纯金铺成的，他称自己懂得点金术，即爱在人群中过活的心。　　 这种对城市的亲近、对人的亲近令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态度，这就不难理解在兰姆的散文中缘何经常以大而化之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几乎从不去斤斤计较什么。推己及人，他不只是对自己的亲人，在他的随笔集里常常体现着对那些饥寒交迫的下层人民的同情，博爱精神成为其作品的重要特征。　　 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兰姆在写作中常常故意“正经地说假话”(a matter oflie)，这种手法贯穿他的随笔。此外兰姆文章中的幽默令人过目难忘，不仅仅是插科打诨，更是超然态度下的笑看人生，这种含泪的幽默与其希腊悲剧式的生活经历有莫大联系。　　 威廉·赫士列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是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大散文家，与兰姆齐名。他重感性和想象，张扬个性，反对权威和陈规陋习；主张多样和宽容，反对狭隘和专制；支持进步和革命，反对保守和停滞，是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代表。　　 赫士列特最有吸引力之处也就在于他对生活永远充满激情的性格、敢想敢说的勇气，始终不渝的信仰，而最重要的则是他对生活的各方面都怀有一种极大的热忱和兴趣。他能发现和欣赏生活中不同寻常或是平凡事物的闪光之处并能阐明自己的独特见解。所以就题材的广泛性来说，他的随笔比同时代的兰姆更为广阔。　　 他对看不惯的人和事一针见血地抨击，以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思想时，往往还带着讽刺的语调或偏激的情绪，让读者觉得他的文章有如带刺的玫瑰一样，这种不容置疑的判断、逻辑性使其文章时常出现一种不可商量、无可调和的语调。　　 这种激进的情感令他时常沉浸在自己的善辩和严谨的逻辑中，长于论理，对简单的道理也大费周章，以比喻、举例多方陈述。所以读者常常会迷失在其庞杂的论证和比喻中，这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时期文章的通病。　　 即使在他那些最好的随笔里，也总有某种分歧的、不调和的东西。正是这种内在的分歧和两种力量互相冲突之感，搅乱了赫士列特一些最佳随笔作品中的安详情调，使得它们给人以不得要领的印象。　　 此外，赫士列特的散文具有卓越的洞察力，常用陌生化的视角和观点指出社会中一些被默认、见怪不怪的现象，他的想象力和尖刻的讽刺能力恐怕也无人能出其右了。　　 在语言方面，赫士列特能把书面体和口语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多篇文章中人称的转换不着痕迹，无形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好像朋友间面对面的絮语，缓解了语气的生硬和居高临下。　　 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英国著名的散文家和批评家，他的文章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文艺理论。在他的散文中充斥着大量冗长的铺陈，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也要加上许多修饰和旁证，还要提出一大堆补充见闻，结果他想要讲清楚的那一点东西早已消失在烟雾茫茫的远方了。　　 德·昆西蜚声文坛与其散文诗化的探索和对潜意识领域的开拓渊源甚深，他是写出个别不连贯的优美散文片段的名手，走进他的散文世界，一个诡异、噪杂、变幻莫测的梦境大幕缓缓拉开。　　 我们能看到几个世纪前庞大的游行队伍悲哀地走过他的眼前，焦虑、阴森、忧郁雾气般弥漫，他的身体不断下陷，直入没有阳光的深渊，时间的交错、绵延快速闪现，空间的扩展颠覆了现实规则和肉眼的接受程度；暴虐的面孔浮现在他的梦境中。他写到大海上似乎铺满了数不清的人类面孔，迎面朝天的、哀求的、发怒的、绝望的、成千上万、一代一代地向上翻腾。而我们跟随着这位导游在这般奇谲的旅程里徜徉，或惊异或恐惧或叹服，并身临其境的感受他的精神创痛和鸦片的神秘作用。　　 德·昆西的梦境体现了他对东方执拗的偏见，当马来人夜夜入梦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如果被迫离开英格兰，而到中国去的话，学着中国人的举止、生活方式一定会发疯的，这种偏见与19世纪欧洲进入对东方、中国文化的摒弃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