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40年(1775)至嘉庆25年(1820)，清王朝进入了其270余年统治历史中由“康乾”盛世向“道咸”衰世演进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所特有的多种因素导致了复杂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身处其中的诗人的复杂心态。从而使担负“言为心声”使命的诗歌在本时期也相应显示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本文即选取此一时期的诗群、诗风为研究对象。　　在本时期，政权对士子人心的控制力在下降，诗心自由、诗歌自由发展的束缚正在渐见消除，不同诗歌风格、不同美学宗尚的诗人之间的交流日益普遍广泛，从而淡化了以唐、宋诗之争为主的诗坛门户派别之见。与此相伴的是控制诗界百余年的台阁诗歌力量的弱化，中下级官吏（主要是地方官吏）与布衣、寒士为联合的创作力量迅速崛起，并成长为当时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指示着风气所向的诗坛中坚。他们的出现与发展进一步确示了诗歌乃至整个文化的重心都在从台阁向下转移，因政权意志介入而被一度打断的、自宋元即已日趋显著的诗歌从台阁化、缙绅化向社会化、平民化、大众化转变的趋势，由此得以重新接续。　　生活在盛与衰悄然消长、松与紧微妙张弛的环境中的诗人们一边感受着、承担着时代、社会沧桑暗换所带给他们的种种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一边以中国文人经千年积淀而成的执著，寻找、确立着自己的人生位置与价值。但乾嘉之际的历史舞台为这样一群极具才干的士人所提供的施展空间并不宽广，无名的烦闷由此成为乾嘉之际诗歌情绪中的潜流，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起伏涌动，并因不能自由伸张而格外显出沉重;与之相对应，排遣抑郁不平的心绪也就成为乾嘉之际诗人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诗、花、酒、画、书等等消闲物于是必然在依然弥漫的升平氛围中，作为姑遣有涯之生的“无聊之事”充斥诗人们的生活空间与时间，成为平抑志士心怀和对抗平庸凡俗的手段。这两种情绪及其所涉及的生活内容共同建构了乾嘉之际诗人的精神状态，也直接塑造了诗歌创作的主体风貌。　　论文由两部分构成。前三章为总论，集中讨论乾嘉之际诗歌风气大案产生背景、表现形态、诗人的心灵运动轨迹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后六章为分论，通过对京师诗群，对以毕沅、曾燠、阮元、陈文述、伊秉绶等人为核心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诗群的个案分析，更加具体细致地阐述乾嘉之际诗群诗风的存在状态，以期描绘出本时期诗坛发展趋势的立体认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