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附随于各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与人类发展史同样悠久。进入21世纪,中国的邪教现象表面上似乎随着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覆灭而销声匿迹,实则不然,邪教滋生的土壤仍然存在,并且邪教组织开始呈现多样化,在组织上进入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成为一种不稳定的社会因素,继续危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本文从社会学和犯罪学的视角,力图将邪教犯罪的相关问题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并对邪教犯罪的防控进行了独到思考,试图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见解。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全文共四万余字。第一部分对邪教与邪教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界定。本部分首先对邪教的概念、特征试图进行全面而独到的归纳,综合考察了我国理论界的定义与国外的种种学说之后,提出本文的定义,在承认邪教具有宗教属性的基础上,将邪教定义为:邪教是一种对社会秩序和传统伦理具有攻击性的宗教。并且着重分析了此种界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优势;其次,展开论述了邪教犯罪的概念和特点,认为邪教犯罪具有宗教欺骗性和高度组织性的特点;最后,从邪教犯罪侵犯公民基本人权和扰乱社会秩序方面论述了邪教犯罪的危害性。第二部分对邪教犯罪的成因进行了研究。该部分内容从一般到特殊两个层面对邪教犯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在全球范围内,邪教犯罪泛滥的一般原因,主要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考察,认为内因主要是人们心中普遍的信仰需要和邪教组织曲解宗教经典进行蛊惑、教唆;而社会价值的断裂为邪教的蔓延、恶性邪教犯罪的屡次发生提供了主要的外部原因。另外,激烈的社会竞争,快速的生活节奏,沉重的工作、生活和学习负担,以及经济危机等因素给人们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还有传统宗教的衰落等都是诱发邪教犯罪的外部原因。其次,该部分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论述了我国邪教犯罪产生的具体原因。我国所面临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传统价值被破坏,原有的国家崇拜衰落,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所出现的其他问题,使得社会上部分人群出现信仰危机;我国现有的宗教社团管制政策,使得正统宗教存在大量的地下教会,这些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教会团体,由于缺乏关注和监管,成为邪教产生的温床;而民间传统信仰中的圣人崇拜以及由来已久的教门文化更是为邪教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条件。第三部分以考察邪教犯罪的防控措施为主要内容。该部分首先从国家政策和立法的角度,重点研究了以美国、法国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邪教犯罪的防控措施,介绍了政府和立法机构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和非法律措施,归纳出立法无为、积极立法和逐步建立完善邪教防控法律体系三种特色,将邪教犯罪防控放在世界范围的视野中去认识。其次,概括性地介绍了我国历史传统中惩治邪教犯罪的立法沿革,从而将邪教放在一个广阔的时间场景中去认识,反映出我国在打击邪教及邪教犯罪的态度和措施上的传承性;最后总结了我国目前对邪教犯罪的防控措施,该部分重点论述了利用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打击邪教犯罪,主要从刑法理论角度上分析了邪教犯罪的构成特征,并简要分析了其中取缔邪教组织和形成反邪教社会氛围的综合治理措施。第四部分的内容则是结合第三部分的论述,首先甩比较和文化分析的方法,从横向和纵向分析了我国和西方国家在邪教犯罪防控措施上出现分歧的原因。在宗教文化方面,指出我国民间信仰的功利性,“敬神如神在,不敬如土块”,提出我国并没有形成虔诚信仰的宗教传统,中国人信仰中缺乏虔诚,充斥着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相对主义,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具有重要地位,从而社会各界能够接受对邪教组织的取缔措施;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教关系方面的不同,指出我国并没有形成宗教与国家的二元存在,而且国家权力对宗教具有某种主导性,这种传统也影响着我国的邪教防控政策,造成与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其次,对我国目前的邪教犯罪防控措施进行了简要的评析,提出在法律文件中改变“邪教”称谓,代之以“危险信仰”,和政府在反邪教斗争中应平衡打击危险信仰犯罪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慎重采取取缔措施;最后,对当前邪教犯罪活动的防控提出了几点建议,主要包括:确立对邪教行为慎用刑法、保障邪教人员各项基本权利的原则,完善立法,坚持刑法调整的最后性,完善宗教团体登记管理制度,使宗教社团走出地下状态,对我国邪教情况进行长期的调查研究,打击与监控相结合等五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