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早期中国的月令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月令礼俗、月令文献和月令制度的政治实践。具体而言,研究先秦时期不同版本的月令文献,如何整合成秦汉时期具有独尊地位的《吕氏春秋》“十二纪首”(以下简称《吕纪》)和《礼记·月令》,以及《月令》如何影响两汉时期制度构建的历史过程。本文研究的月令文献,包括：《夏小正》《管子·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以及《吕氏春秋》“十二纪首”、《淮南子·时则训》与《礼记·月令》。《月令》成篇的时间,与它被编入《礼记》的时间有先后,而在收入《礼记》之前,《月令》所揭礼制,已经影响着两汉的制度构建。因此,本文采用“《月令》”的概念,来表述该文献在被收编《礼记》之前的状态。第一、二章讨论月令文本的整合过程。本文关注的另一核心概念,是与“自然时间”相对应的“政治时间”,即按照自然时间而人为划分出的各具政治寓义的时间段落。在年、时(季节)、月、日、时辰这几个层次中,根据《月令》而实施的“政治时间”,主要落实在“时”(季节)与“月”这两个层面。第一章检视春秋时期的时令观念,梳理早期中国的月令文献。《左传》“时”与“不时”的春秋笔法反映的时令观念,与《吕纪》的时令思想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国语》提到的“先王之教”与《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的土功习俗,与战国中期秦牍所见《为田律》、汉初《二年律令·田律》有相同的文字表述。但是由于这些田律所用历法的区别,看似相同的文字,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月政安排。可见,战国时期以前存在不同的时令观念。《吕纪》成立之前,存在多种版本的月令文献,今日可见者以“齐月令”居多。第二章论述《吕纪》对之前月令文献的整合,以及《月令》的经典化过程。“五音”配置的定型,是《吕纪》趋于独尊的表现之一。《吕纪》的知识来源,以“齐月令”为主,主要来自《管子》。《礼记·月令》与《吕纪》的内容几乎相同,它可能成书于《淮南子·时则训》之后,经东汉马融校改后收入《礼记》。在此之前,《月令》可能作为单行本流传。郑玄注中提到的“今月令”,是指东汉通行的数种月令文献的统称,并不专指某一月令文献。“今月令”与《礼记·月令》比较,除几处异文外,二者内容大体相同。据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吕纪》《时则训》和《月令》一类文献属于阴阳家。而至西汉末年刘向《别录》时,《月令》已经属于“礼家”。从阴阳家到礼家,再到被编入《礼记》,是《月令》的“经典化”历程。第三至第六章,从礼制、行政和司法三个角度,讨论《月令》成篇后,两汉王朝对《月令》制度的实施。第三、四章论述两项《月令》礼制——“明堂”与“迎四时”。两项礼制是《月令》“时—空”思维的典型展现。第五、六章从巡察时间和行刑时间的调整,考察汉帝国的政治运作对《月令》的吸收程度。第三章根据现有史料复原了经典文本中的周人明堂,并论述两汉明堂建筑及明堂礼制的构建过程。在早期元典中,周人的两处建筑——“治朝”和“文王庙”,都使用了“明堂”这一美称。两汉共建立了三座明堂：汶上明堂、元始明堂与洛阳明堂。元始明堂和洛阳明堂的礼制活动,源于汉人对周人明堂的历史记忆,将“治朝”与“宗庙”功能合并于一身。这两座明堂的形制,与《月令》的描绘完全相同,体现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统合。东汉再现了“明堂班时令”的制度,洛阳明堂的宇宙模型和月政安排也成为后代定式。第四章讨论《月令》“迎四时”礼制在两汉时期的制作。西汉将“四郊四时迎气”演生为“五郊五时迎气”。东汉在“元始故事”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迎气所祭神祗、祭坛规格、迎气车服颜色,并增加了《月令》迎气乐,使整套礼制与《月令》礼文基本吻合。第五章探讨《月令》对两汉行政中巡察频率的影响。从时间不固定的“行县”,到固定于春月的太守“行春”,汉人将顺应时气的内涵增入到巡行制度中。制度化的“班春”、“行春”,使《月令》“敬授民时”的功能更加彰显。皇帝立春所颁的“宽大诏书”,与《月令》“止狱讼”的礼制规定相契。总之,借助《月令》的思想资源,“行春”的职能和意义被不断增赋。第六章以东汉时期的行刑时间为中心,讨论《月令》对司法制度的渗透。参照《月令》的规定,“元和改律”和“永元改律”时,分别对死刑和薄刑的执行时间做了调整。两次改律的最终失败,是东汉政治文化中“传统”与“兴作”之间博弈的结果,也反映出作为“政治时间”标本的《月令》,在应对复杂的现实政治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