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数量庞大的淡水鱼类。然而,由于近几十年的过度捕捞,长江渔业资源出现大幅减少。为恢复长江渔业资源,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我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从2002年起,我国开始试行长江春季禁渔制度,不断开展增殖放流活动。但是春季禁渔实施后,所取得的成果仅限于当年禁渔期结束后的短期时间内,禁渔期内得到养护的渔业资源往往于开捕后的数月便被捕捞殆尽。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公众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增强。2017年,长江重要支流赤水河流域率先实行全面禁渔十年政策,打响了长江流域全面禁渔的前哨站。2019年,农业农村部正式决定于2021年起在长江流域实行全面禁渔十年。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陆续出台,以保证长江禁渔工作的顺利开展。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以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方法,对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多源流理论、长江禁渔相关政策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历程,搭建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剖析长江禁渔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探寻“政策之窗”开启的原因,寻找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不足,为今后对长江禁渔政策及配套措施的不断完善、全面禁渔政策向其他流域推广、保护我国渔业资源、推动我国渔业绿色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源流（包括长江水生生物资源衰退、长江春季禁渔政策实施效果未达预期）、政策源流（包括相关领域专家的持续呼吁、十年禁渔可行性初具）、政治源流（包括执政党发展理念变化、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增强、“政策共同体”的压力）对长江禁渔政策发展的影响均有对应,重大政治事件（第一次与第二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对开启“政策之窗”的作用得到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多源流理论对中国渔业政策议程研究仍然具有适用性。在长江禁渔十年政策议程的问题源流中,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衰退直接反映在捕捞量等一系列数据上,是被决策者界定为问题的直接原因;原有的春季禁渔政策所起到的作用有限,亟需对其进行维度、深度方面进行“升级”。在政策源流中,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行动主体组成的“政策共同体”不断提出、完善、优化解决方案,并用积极的态度软化决策者;赤水河禁渔取得的成果证明了长江全面禁渔十年已具备一定可行性。在政治源流中,我国决策者从一味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到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执政理念发生巨大改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增强,自发呼吁保护长江;“政策共同体”中,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主的群体不断提出议案,对决策者施加压力。在第一次与第二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后,三条源流汇聚耦合,推动了“政策之窗”的开启。长江禁渔十年作为重要的长江生态修复措施,是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永葆长江生机活力的重要举措。政策实施一年来,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恢复,鱼类种群数量出现明显增长。今后我国必将继续坚定不移执行长江禁渔十年政策,不断巩固已有成果,继续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还长江流域一片绿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