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将是扩大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力量,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与解决直接影响着我国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治社会的推进。近年来,农民工子女是出现厌学、辍学等反学校文化现象的高发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子女的反学校行为并非是一种对学校的反抗、对自身命运的抗争,而是一种自我放弃的妥协。在缺少职校、打工、做学徒、做生意等谋生途径时,农民工子女的选择十分有限,苦读书就是其中一种,而如今他们却被动地或者主动地放弃苦读书,甘愿提前进入向他们敞开大门的低端劳动力市场。本论文首先采用文献法查阅了有关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状况、反学校文化现象等资料,从总体上了解农民工子女反学校文化的表现形式、心理动机、行为后果。然后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湖南省湘西某乡镇的M中学109名初中学生以及湘西22名教师开展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更为直观深入地调查研究农民工子女反学校文化现象,获取第一手调研资料。本选题试从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出发,用社会结构约束的视角来分析导致农民工子女产生反学校文化现象的客观缘由,主要是从不利的文化氛围、不合理的制度设置、不均衡的资源配置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然而,社会结构的约束只是外在的客观条件,它不必然导致反学校行为,在感知到社会结构对自身发展制约的同时,农民工子女既可以选择发奋读书从而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去打破这种限制,也可以通过自我放弃式的妥协来接受社会结构的制约。笔者经调研和访谈发现,农民工子女反学校文化的形成既是社会结构约束的客观后果,也是农民工子女自我建构的主观生成。当他们客观上意识到升学机会的渺茫,他们选择放松甚至是放弃学业。物质生活的充裕弱化了他们的底层意识和奋斗意识。同时,与父母分离的留守生活不利于农民工子女的性格养成,在面对多重选择时出现自我抉择的困惑,表现出反学校文化。所以,应对农民工子女反学校文化现象不仅仅需要从学生个体层面入手,同时也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介入,形成社会合力,体现出打破社会结构约束的社会合作式共同努力。